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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受良飞黄之中的真真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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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受良飞黄之中的真真假假
章夫
在飞黄现场究竟出现过多少虚假报道,无人细数对于柯受良本人,此次飞黄究竟得了多少钱?
“亚洲飞人”柯受良在黄河壶口那惊心动魄、震荡世界的一“飞”,“飞”出一连串的新闻:冒着狼烟的新闻大战,是怎样展开的?记者们发出的消息有多少是在愚弄读者?柯受良从黄河拿走了多少钱?人们心目中的“柯大侠”究竟背后是啥样?
一身硬骨,四轮特技,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十三时十九分七秒,历史聚焦中国的黄河壶口,柯受良以一点五八秒的惊、奇、险,凝聚着亿万双黑眼睛的欣喜与狂欢。一直处在柯大侠“飞黄”的第一线,记者半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今天以札记的形式再现出来,或许能为这一壮举以另一种或悲壮或雄伟或英勇的展示。
“飞黄”功臣是柯大侠最讨没趣的是苦不堪言的记者们不止一位记者有这样的感受:“在信息社会的今天,飞越黄河有形的功臣是柯大侠,无形的功臣是却是咱们记者。”甚至有记者说得更白:柯大侠的一切都是咱们记者看的,没有新闻记者,谁敢保证他会去那漫漫黄沙的壶口?可我们这些功臣却常常被冷落。”
这些看法虽有一些偏颇,但却不无道理。据说参加这次“飞越黄河”报道的记者有六百多名,可以说每位记者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酸甜苦辣。在采访过程中,没有任何单位接待、接洽,没有任何人发布新闻,记者们全凭着自己的经验厚着脸皮瞎碰、瞎窜、瞎问,甚至瞎写,哪怕一天吃一次饭,哪怕夜宿街头,你也只有认了。首先柯受良是港台著名的特技演员,曾飞越过万里长城,是名人;其次,柯受良又将飞黄河,是新闻,两者叠加在一起,你身为记者能不为之所动吗?那好,其他新闻传媒动起来了,读者感兴趣了,你被动了,就欠了读者一笔债,然而这“债”是不可以老欠下去的呀。于是只要读者高兴,你啥都得忍着,为了读者甚至不择手段。于是引发出诸多的忍俊不禁的笑料和笑不出来的闹剧。
柯受良一九九二年完成他的飞越长城壮举后,在冲动中脱口而出的“飞越黄河”,开始纯属他个人的行为。
从萌发飞越黄河梦的那一天起,柯受良就开始四处寻求赞助,柯受良接触了不少的大企业,甚至大跨国公司的老板,和他们畅谈自己在壶口瀑布飞越黄河的壮举。为了给企业以回报,他甚至提出在自己驾驶的汽车两侧、顶部,哪怕自己的衣服、帽子上,都可以为赞助厂家做广告。结果,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接招”,原因很简单:没有一家新闻单位为之鼓舌摇旗。
就在柯受良变卖家产投入三百万元后,窘迫中的他一度产生放弃飞黄河的念头。他算了一笔帐,要实现黄河飞越,凭自己的力量需要在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疯狂赚钱方能实现,到那时他已没能力再飞了。
直到一九九五赛特文化中心牵线搭桥,香港凤凰卫视感兴趣投资一千五百万元之后,柯受良的飞跃黄河方进入柳暗花明之境界,用柯自己的话说:“我仅仅是个表演者,其他的任何事情与我无关。”
事实上,在整个飞黄活动中,柯受良已间接地“卖”给了凤凰卫视中文台。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不由已的柯受良已成为传媒作为宣传、攫取广告的工具了。英雄气短的他每每谈及此事都不免有一种难言的情绪。
近半年时间里,凤凰卫视的数名记者不离柯左右,对于柯受良来说,就是上卫生间的时候镜头对准了你你也没有办法。
在飞黄活动的新闻报道期间,“凤凰”俨然傲视群雄。谁知,他们这样的行为却惹恼了中国的陕西电视台。
五月二十二日柯受良西安试飞是单独与陕西方面承诺了的,陕西电视台现场直播理所应当,在高高的转播机位架上,自以为是的“凤凰”记者也站了上去,两方遂发生争执,一恼一怒,摔坏了“凤凰”的摄像机。双方“高层”为这事情磋商了半天,最后各打五十大板,分别赔五万元人民币才了此事端。
相比之下,从中国名地云集的记者们如果想得到一些幕后的、独家的东西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以笔者所在的《成都晚报》为例,早在三月份该报笔者就在想方设法力图沟通一些关系,或与跟柯有关的人接上头,或找一些知情人打听一些背景材料,并且先后数次将电话打到陕西、山西等地的各层次、各方面询问,均无功而返。
直到五月初,笔者通**一位挚友方与柯受良的助手谢怡华小姐联系上。
谢很乐意提供一些有**柯的情报,并答应帮助笔者在凤凰卫视办理有关采访证件。正因为有了谢小姐,使得笔者在五月二十日柯受良由台抵西安时有了采访机会;正因为有了谢小姐,使得笔者认识了柯受良的弟弟柯受雄及柯受良的其他助手。
五月二十一上午,谢专门安排我采访了柯受良后,又特地把柯身边只有主要的三位人士能够拥有的“柯受良飞越黄河日程安排表”提供给了记者,安排表上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六日都安排得十分仔细。柯哪天在哪里干什么?柯太太及父母乘哪次航班来西安?港台明星哪一位什么时候到壶口等资料尽在其中。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笔者获取此表的下午,柯受良召集身边所有人员开会,特地提出要对他的行踪向新闻界保密,因此,谢小姐一再叮嘱千万不能泄露。
因为有了这份“密电码”,笔者能够有的放矢采访了不少及独家新闻。
比如五月二十七日,柯太太从台湾到西安,是日上午,在许多记者的追问下,柯受良身边的助手闪烁其词地说柯太太晚十时三十分才到。
而从“密电码”中记者获悉柯太太的行程是在当日晚九时到柯下塌的古都大酒店,于是笔者八时三十分就抵该酒店大厅守候。
九时三十分听该酒店总经理在手机中说:“到了。”只见一辆警车后面那辆轿车出来一高一矮两位女士(柯太太及女儿),紧跟着的第二辆车里柯携着六岁的小孩下车。
这个时候,除了几名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贪婪地拍摄外,没有其他记者在场。笔者便紧随他们一家鱼贯而入,在电梯上顺利采访了柯太太及子女。
半小时过去了,听到消息的大陆记者才汹涌而至,柯的助手立即通知警察:“不准放进一个人进来。”
由于新闻来源枯竭,很多后赶到西安、壶口的四处套近乎,要求一些能够得到可靠消息记者把已发出的稿拿来“参考参考”。更有甚者,很多记者要么每天坐旅馆买几份当地的报纸,剪刀加浆糊便拼成自己的“专电”发回报社;要么捕风捉影,想当然地写一些“参考消息”。
五月二十三日柯受良还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与观众见面,却被某报的报道“安排”到了香港签保险单。也难怪,报社催着要每天多发稿回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大概差不多”只要读者看起来“热闹”、“过瘾”就成,有谁会仔仔细细地追究内容?
参与“飞黄”报道的记者几乎都有同感,那就是一个字:“累!”特别是黄河壶口“吹老了岁月”的漫漫黄沙,几乎把所有人都变成“出土文物”。
十里龙槽没有一丝阴凉,烈日直射得你口干舌燥,你还得专心于你的使命。因此到六月一日现场直播那天,一部分文字记者挺不住了,干脆不到壶口现场,躲在五十多公里外的宜川或吉县旅社找电视看,从电视里找“现场特写”。
柯受良从飞跃黄河中究竟拿走了多少钱?
在飞黄河的活动中作为绝对主角的柯受良,从中捞取了多少钱?这无疑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有不少人说,柯受良这次肯定“肥”了,甚至有人还认为,别光看他满嘴的“政治口号”,他可是一个十足的“演员”和“艺人”,在港台这个商品社会,有几个人是不言钱的?
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过柯受良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大陆组委会有关领导,种种迹象表明,柯受良举办这次根本活动没多少经济效益。柯受良甚至谈及此事说得更为幽默、客观:“我当然赚啦,不然我会那么卖命吗?我是为我们的民族而赚的,至于我个人嘛,不瞒你说,我赔了。”
据悉,当初柯“赔”进三百万由香港凤凰卫视接手之后,柯受良事实上也只是个“表演者”,为这次活动本身的赞助者并不多,现场直播场面的广告布置可以作证。
西安试飞的时,柯下榻的古都大酒店免费提供吃住,单单凭着这个便在“小黑子”飞车上烙下自己的名字,商业气息由此可见一斑。
柯身边的助手徐铭杰很腼腆地告诉记者:“黑哥这次肯定赔了。我们的工资一直没付,只给了点零用钱花,可他不在乎,要我们理解。”在采访时,记者处处可以感到柯的“队伍”每个人都十分节约,吃方便面是经常的事。
西安试飞之后,用于作缓冲物的纸箱,有些已经坏了却还被装上车拉到了壶口。
柯受良很动情地告诉记者:“如果仅从赚钱的角度看,打死我我也不会飞黄河。我来黄河拍电影可以一样赚钱,干嘛非要让家人担心,让自己心神不定地玩命?”
据悉,自柯受良一九九二年飞越长城之后,坦言“下一个目标”时,五年来他几乎为黄河操碎了心,殚精竭虑。
他没有再拍电影,没有再经营自己的电影公司。他曾十一次到壶口与黄河“谈心”、“考察”,随着六月一日的临近,他的心中之弦也越绷越紧,以至常常失眠。
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那两场风卷黄沙真的吓怕了柯受良,他跪在路道上祈求上苍:“如果给个好天气,老柯将余生挣来的钱建五十所小学。”
他的助手谈及柯受良春节前夕伫立壶口,通宵感悟母亲河的情节,当着记者的面仍忍不信热泪盈眶。
说实话,柯受良对黄河一直心里没底,虽然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虽然他对此说持否定态度。
试飞曾经非常非常的不成功这让他自我感觉非常不好难怪一次次的试飞不理想使人们对他尽越黄河是否作弊产生了怀疑。六月二日,众多的媒体报道中对柯的飞黄宽度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称他飞过六十七点二米的,有说他飞过五十米的,甚至有报纸说他仅飞过三十八米。
据说有“好事者”还真的持绳充当公证角色实地测量,不知道此君哪来的本事是如何跳过壶口瀑布测量出的。柯的几次试飞距离被一些“秘书顾问”们作过精心的技术统计,妄言试飞都“掉进了黄河”。
其实,只要稍作深入的采访,便不会得出这些让人哑笑的判断,因为柯受良的几次试飞其飞车的内部结构、设置均不相同,场地、环境也是各异。
正如柯的修车师傅所言:“既然是试飞,都是围绕飞黄之时提取所需的各种参数,按所发生的可能性而设置其性能的。”到过现场看的观众在柯飞越时,不少人都有腿软的感觉,真不知那些喊“我一样能行”的“冒险家”能称出自己几斤几两。
柯受良越过了黄河,他向对特技陌生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特技,并展示了特技的魅力所在--有惊无险。尽管你已知表演近乎万无一失,尽管你事先也可用物理学知识相当精确地计算出飞车腾空的着陆轨迹,但真置身现场,仍会为充满惊险色彩的行动和表演者的命运而心头乱跳。
平心而论,这次飞越黄河和活动几乎没有输家。对此《美洲文汇周刊》曾经做过详细报道,为了求得此篇报道的全面性,本刊在此予以重复报道。
据悉,柯受良因此拍广告的身价飙升至二百万港元。一九九七年二月,在距飞黄尚有四个月之际,柯受良在内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在“柯受良热”接近沸点时,五月,“彩虹集团独家赞助受良飞越黄河”成为新一轮新闻焦点。
从五月二十三至六月一日,中央电视台的彩虹五秒广告多达一百多次,十五秒广告也有四十余次。六月一日现场直播的十五秒与五秒广告更多达三十五次。
据测算,彩虹广告覆盖人数达一亿以上。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短期内如此密集的广告轰炸,在中国尚不多见。
除此之外,柯受良此次飞黄用的汽车两侧、车顶都漆满广告。他服装的前胸、后背、帽子也都没有空闲。
根据目前获得的资料看,这次活动的相关产品至少会有两个:一个是经柯受良的小名“小黑子”命名的纯净水,一个是印有“飞越黄河”字样的T恤衫。本次活动售出观摩票约五万张,每张定价五十元。
这次“飞黄”壮举发起人之一的凤凰卫视也有想当收益。如今日本富士台、香港亚洲台都在向凤凰卫视购买这次飞黄节目,一下子创出了它在亚洲的知名度。
中央电视台为这次飞黄可谓耗资巨大。虽然把节目拍成八段插播,广告也入不敷出,但是为中国百姓献上一台精彩纷呈的好节目,这也是长线收益。陕西、山西更是最大的赢家,虽然彼此为壶口之争若干年来各执其词,共同开发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外交辞令,要知道,在柯受良身上他们可没做过多少投入。
在壶口现场,排成一条街的当地个体商人几乎“笑烂脸”,一位忙着数钱的长者乐呵呵地说:“在黄河边生活了几十年,没想到这股黄水今天还真值钱。”
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
站在壶口两岸的是清一色的中国人飞车的用车却是进口的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在海峡两岸的人们心目中,柯受良已经是一个名人了。
虽然他有时自称自己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伸展的“粗人”,但面对汹涌而来的要求签名、题字什么的事情,“黑哥”虽然表现得很笨拙,却象明星一样显得自豪与气派。柯受良的可爱之处就是勇于向他人坦露自己,只要有时间,他会把祖宗八代的秘密兜出来讲给你听。柯受良是一个没架子的人,他说他很想结交新闻界的朋友。偶尔手下为了保护他而得罪了记者,他也会在合适的场合一再请求记者们的原谅。
柯受良小时候其实也是个“坏孩子”,在柯受良小时候的记忆中,几乎全部被“捕鱼”的字眼所占领,他至今仍常常炫耀当年海上自己一刺一个准的捕鱼本领,那时他一家人住在台东,住在一个典型的穷人区里,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骨子里多了几许不安份的成分。
十三岁那年他已成为“村中大阿哥”的“黑哥”,见大人骑摩托车好生羡慕,结果偷了人家的车钥匙,由于控制不住车子而冲进了水里,父亲知道后给予他好一阵痛斥。
十六岁那年,“黑哥”再也不想读书了,他正式对母亲提出:“我太聪明,一定要到城市闯闯,在这里我会变坏的,”于是,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他屁股一拍到了台北,进入一家电影公司跑龙套。由于他胆识过人,又有捕鱼的本领,因此他很快便结识了一班龙虎武师。
闲暇之余看一些有关飞车的影视书籍,心里觉得很是刺激。十七岁那年,柯受良靠玩命挣来的钱买了一部摩托车,他赶紧开回乡下向老家人民炫耀,乡亲们却不以为然:“这车莫不是偷来的吧?”
从此,柯受良便厌恶回台东老家。柯受良因为“玩命”出名而换来一个“柯大胆”的美称。因此,现年三十六岁的柯太太宋丽华十九岁那年因为过份崇拜柯受良,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自此,宋丽华长年烧香拜佛祈祷,还落下了心脏病。
一九九二年,本来柯受良与大儿子柯友伦商定父子一起飞越长城,柯太太听后大怒:“你们飞可以,先办了离婚手续再说。”柯受良吓得没再敢独断行事。
其实柯受良在冒险生涯中是一个细致又细致的“怕死鬼”,他有句口头禅:“每次特技没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不会上,另外的百分之十当然就是天意啦。”在西安试飞的前一天,他的弟子徐铭杰不慎受伤,柯受良怒斥助手不小心。“干我们这一行的往往最简单的环节就是最要命的环节。你这样了我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嘛。”今年三月份在云南一次看似十分轻松的飞行中,一不小心车栽了,助手差点丢了性命,至今腿部、肩部、腰部还留下伤痕,其原因就是跑道出了问题。
助手的受伤使柯受良的情绪低落,他很讲究预兆,他说在每一次飞车之前都不愿看到不顺心的事,甚至他不准任何一位女性上他的特制路道上走一步,包括他的母亲和太太。飞越前一天,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好奇地要上跑道“感受感受”,柯受良当即“发毛了”。
就在六月一日飞越黄河的关键时候,那辆在亿万双眼睛瞩目下的“小黑子轿车”,在路道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几天后柯受良谈起起那个时刻仍然紧张不已:“你们知道嘛,那天差点出大事了。飞车到了中途,四档提不起来,可吓坏了我,只有急刹车。”可虽然如此,柯受良成功后第一个赶去看望弟子徐铭杰,使徐十分感动。徐说,“黑哥”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因此,柯受良不仅在竞争激烈的港台影视圈站住了脚,而且混出了名堂。柯受良的人缘很好,用柯受良的话说,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难怪刘德华、赵传、谭咏麟等大牌明星千里迢迢,五月三十一日到壶口助阵后,六月一日匆匆离开。六月一日柯飞越黄河之时,谭咏麟当时就在西岸平台迎接他,飞车一头扎进纸箱后,谭挤不上梯子,顺手抓了条绳子往上爬,不料绳断人摔。
事后有人打趣:小黑没掉下来,谭哥却倒摔了下来。
在整个飞越黄河的活动期间,数以万计的人给柯受良写信,出主意,想办法,目的只有一个:保佑他成功,为中国人争口气。
五月二十二日西安试飞那天,一位老太太拦住记者,动情地说:“记者同志,你千万给柯大侠捎个话,我找人算过了,他是凶多吉少,要他千万当心啊!”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西安周易研究会的“大师”们几经预测,认定柯能成功,但要注意腰伤。在六月一日飞越现场,陕西、山西已经组成多名医学专家,准备工作已做到现场可以做颅脑手术的程度......此时,柯受良已不属于他自己,他的安危维系着更多的民族同胞。
在采访中,记者曾向柯提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你不是坦言六月一日必须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在壶口同庆吗?你有没有想过用国产车飞越乡亲河?”“怎么没想过?”柯受良的随身助手陈建文、谢怡华透露其中奥秘,柯氏在今年初确定飞黄日期后,助手们便四处寻求厂商赞助,以补资金不足。他们的眼光最先在国内搜寻,在十多个品牌中选中一汽奥迪和上海桑塔纳,要求厂商无偿提供,但这些厂商对柯能否成功心存疑虑,认为一旦失败会砸了自己的牌子。柯氏无奈,只好掉头与三菱厂商洽谈,三菱方面亦未答应无偿提供,也恐有种种疑虑。出于飞黄的成功的考虑,柯受良只好自掏腰包二百多万元买下五辆“三菱”。
“不用咱们自己的车,总让人觉得不舒服。”虽然有人这样嘀咕,但是其中隐含了多少对民族工业恨铁不成钢的期盼?这也许会成为柯受良今生封山之作中的唯一遗憾。
回忆自己的过去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六月一日下午三时三十分,柯受良还沉浸在成功的兴奋与疲惫之中,面对一大群为他庆功的人,他缓缓拿起话筒,定了定心。“九五年、九五年”刚刚重复说了这些字,柯受良便哽咽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低了低头,然后把头猛然抬起来。“九五年,我把房子卖掉了,把电影公司停了,为了飞越黄河,能付出的我都付出了,两年的辛苦与努力是值得的,很多人不相信我会成功,但我做到了,成功了。”
“我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每一次挑战我都珍惜我的生命。我已经飞越了伟大的长城,飞过伟大的黄河,这证明我们炎黄子孙有这种本事向大自然挑战!”柯受良抓住了机会,他的特技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演出,赶上了万众瞩目香港回归的时刻。一个特技人,还能有比这更圆满的告别演出么?
采访中,记者也曾问过这样一句话:“你的下个目标飞越什么?”柯受良深情的说:“驾驶自家的轻型飞机,由台湾飞越海峡,直航大陆。”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男人的声音。
柯受良和彩虹电视公司开始闹翻“我正准备告他们呢!”
两个多月前,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天险的壮举,定格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就在“飞黄”前的最后一刻,彩虹电视公司用六百万元的代价争来了“独家资助飞黄”的名义,使“彩虹”一举令世人皆知,从而被誉为一次成功的商业策划。
然而,今年的六月六日,柯受良先生在京谈到彩虹集团赞助飞越黄河这件事的时候显得十分激动,他并且否认自己要做为彩虹广告的主角出现在彩虹集团的广告中。他对记者表示:“彩虹集团做广告是他和中央电视台的事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两所希望小学是用我柯受良自己的钱捐助的,彩虹一分钱都没拿出来过,他们也没有派人跟我联系过。”他并说:“我正准备告它呢!”
一度为人称道的友好合作何以最终反目为仇,笔者采访了有关各方。广东华视广告公司的李光汁是此次彩虹赞助“飞黄”的策划人,也是彩虹此次活动的总代理,笔者采访了他,提及柯受良发布的对彩虹的不满,李光汁显得很平静。他说:“明星的话,不要太当真,广告肯定要拍出来,只不过是个钱的事儿。”他特别强调,彩虹集团与凤凰卫视签有合同,彩虹提供了六百万赞助费,作为回报之一便是柯受良要为彩虹做一次电视广告。然而,这份合同是否对柯受良具有约束力呢?李光汁说:凤凰卫视是柯受良的经纪人,柯受良肯定得拍这个广告。李光汁称彩虹集团已经付清了凤凰台六百万元,广告迟早要拍出来,剩下的问题是凤凰卫视与柯受良如何协调这件事情。
而凤凰卫视说:“代理公司不应制造假新闻。”
凤凰卫视的副总经理刘庆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彩虹赞助‘飞黄’这本来是件好事,彩虹电视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但是在后期,代理公司的一些出格的做法,几乎抵消了这种实际效果。”
刘庆东说,彩虹代理人李光汁六月初在北京某报一篇文章中有些说法引起柯受良的强烈不满。李在这篇名为《柯受良飞越黄河背后的故事》一文中说:“因为有了彩虹的支持,柯受良了却了后顾之忧,他为山西晋县和陕西川县各捐建一所小学的心愿也得以实现。”这是其一;另外还说彩虹赞助是在听说柯受良飞越黄河受阻之时,其含义就是,没有彩虹,柯受良飞越黄河就不能定格在六月一日。
“这怎么可能?我们凤凰卫视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有那样说,完全是不合实际的宣传,作为代理公司,不应该制造假新闻,这样做,对彩虹这样一个国有企业很不利。”与此同时,刘庆东也否认了彩虹已付清六百万元的说法,他说,彩虹目前仅付了凤凰卫视四百万元。
刘庆东说:“彩虹与我们的合同是在五月十八日签的,而柯受良捐建小学的第一笔钱在今年二月份就寄出了。”
对于凤凰卫视是否柯受良问题的经纪人的问题,刘庆东说,柯受良并没有委托凤凰卫视为他的经纪人,凤凰卫视身份是这次“飞黄”的主办单位。
刘庆东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是由于一些不实的报道所成的,因为此前柯受良对拍广告一事并没有异议,报道出来以后第一个不愉快的是柯受良,而后是彩虹、凤凰卫视,尽管如此,我们与彩虹、与柯受良正在协商解决,力争往大家都有利的一面发展。
柯受良这方面说:“我与彩虹没有任何合约。”
七月九日,笔者在湖南长沙小天鹅大酒店见到下榻这里的柯受良。他此次长沙之行,主要是为捐建他的第三所小学--“飞越小学”而来。当初在壶口,为祈天公作美,柯受良曾许愿建五十所小学。他说他睡觉都会想到这五十所小学。
与笔者谈起与彩虹广告的事,柯受良依然怒气未消。
“什么小学是彩虹出钱建的?什么没有彩虹,柯受良就不能如期飞越黄河?这全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广告公司毫无根据的话。学校是我在半年以前就出钱建的,彩虹是五月底才插进来的,怎么能说是彩虹出钱建学校呢?没有彩虹就不能飞越黄河,这表示资金都是你(彩虹)出的了。如果是凤凰卫视这么说,我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牺牲很大,也找不到广告。彩虹赞助六百万元给凤凰卫视,那是他们之间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因为我与彩虹没有任何合约,拍广告的事是由凤凰卫视跟我讲的。讲好要给我一百九十万,但只谈谈而已,到现在我没有拿一毛钱,也没有签任何合约。”
柯受良是否必须拍这个广告,这得弄清柯与凤凰卫视、彩虹这三者间的关系。就此,柯受良告诉笔者,凤凰卫视出三百万元只是买他飞越黄河的电视版权,只能用飞黄的带子做节目,而广告方面,凤凰卫视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故此,彩虹与凤凰卫视还得找柯受良商量。本来,柯受良答应在“飞黄”之后的十来天在壶口瀑布拍这个广告片,但凤凰卫视并未与柯受良签定合约,也未向柯受良支付广告费。柯受良说,这是他不去拍这个广告的主要原因。
本来拍广告与媒体的失实报道是两件不相关的事,但二者已经联系到了一起。柯受良一直没有说自己不去拍这个广告,但他说,拍这个广告的前提是,先把事情说清楚。
柯受良向笔者表示,他已将有关材料交给了律师,准备用法律来讨个说法,他说,虽然有些话不是彩虹直接讲的,但他只能将彩虹列为被告。
彩虹方面没有料到会出现尴尬局面。
尽管作为彩虹赞助“飞黄”的总代理李光汁说,他说的话就代表彩虹的意思,笔者还是拨通一位彩虹电视机厂负责人的电话,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本来彩虹抓住‘飞黄’这一契机,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但是现在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我们还是希望下一步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他特别强调,“飞黄”之后,引起柯受良强烈不满的一系列宣传报道,并没有彩虹的意思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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