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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杀民主：美国与“海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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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杀民主：美国与“海湾战争”

作者：诺姆·乔姆斯基
　　［按：本文摘自乔姆斯基著《扼杀民主》一九九二年再版时所写的后记。该书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出版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开始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轰炸。］
　　由于美国要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它的统治精英就面临两方面的任务：既要在本国、也要在国际上，保持被统治者的顺从地位；这意味着，在美国国内，必须把那些统治精英圈子外面的“无知的和捣乱的人”局限在旁观地位，在国际上，主要的任务就围绕于以前的殖民地地区（所谓的“南方国家”)。这套思路已经普遍地流行在头脑清醒的上层阶级中间。
　　对于国内敌人，用暴力来控制不再有效，只好依赖其他方法。在南方国家，暴力手段仍然是可行的对付手段。南方国家的人大多会同意《印度时报》的论断：在海湾危机中，传统的好战国家－－美国和英国－－寻求一个“地区性的雅尔塔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几个强大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将阿拉伯地区当做战利品瓜分……一个月以来［指1991年1月到2月］它们的行为暴露出了西方文明最黑暗的一面：对统治权的无止境的欲望，对高科技军事实力的病态的狂热，对‘异国’文化的麻木不仁，令人恐怖的军国主义……”。这种心境被巴西圣保罗的红衣主教保罗·埃瓦里斯托·阿恩斯所表达，他写到：在阿拉伯国家，“有钱人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而数百万的穷人们则谴责这次军事侵略。”在整个第三世界，“到处都充斥着仇恨和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决定侵略我们？”又会是以什么为借口？①
　　在美国国内，主要的问题仍然是里根－布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冲击在继续发展。这些反映了一种精英阶层的广泛共识：主张一种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福利国家，不惜达到一种畸形的程度。国家政策就是为了使资源流向特权阶层，却让普通的人们和后代人来承担代价。由于这种政策所代表的是极为狭隘的利益，现任政府根本拿不出象样的建议来处理这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因此，有必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两种经典的办法是：激起人们对可怕的敌人的恐惧，以及激起对我们伟大的领导人的崇拜，他们常在关键时刻拯救我们。敌人可以是国内的（犯罪的黑人，不守本分的妇女，破坏传统的危险分子，等等），但是外国的妖魔有更大的好处。俄国人充当这种角色已经好多年了；他们崩溃了，于是就要召唤出创造性的和大胆的东西。当标准的借口消失以后，使国内人民受到恐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包括以下几种图景：卡扎菲手下成群结队的国际恐怖主义者，向德克萨斯进军的桑地诺游击队，阻断了海上航线并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格林纳达，超级狂人诺列加指挥的贩毒团伙，通常都是疯狂的阿拉伯人，特别是最近，出了一个“巴格达的野兽”，而他经历了从受宠的美国的朋友到“匈奴阿提拉”的例行转变，这全是因为他在1990年8月2日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不听美国的训导。
　　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恐惧还需要敬畏。国内方面的胜利，超出了文化管理者的想象而变得不可能，因而就需要有海外的胜利。我们尊贵的领袖必须勇敢地对抗野蛮人，并且在城堡门口奇迹地打败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再一次“高高挺立”（这是里根总统在摧毁了格林纳达对我们生存的威胁后讲的豪言状语），然后朝着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迈进。由于每个海外的胜利事实上都是一个骗局，所以政府和媒体的联盟为了掩盖后事，都必须转向新的十字军东征。
　　野蛮人必须是那种无防备的：与有可能还击的人对抗是愚蠢的。并且，可选择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窄了，这是由于普通人们的道德和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有了一种称为“越南综合症”的严重疾病，即对暴行和侵略的无法忍受。在布什任期第一个月的国家安全政策回顾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对付“第三世界威胁”的问题。它写道：“当美国与弱小得多的敌手对抗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简单地打败他们，而是要果断而迅速地打败他们。”任何其他的结果都是“尴尬的”，并且可能“削弱政治上的支持”，容易理解，这种支持本来就很微弱。②海外干涉的选择因此局限于秘密的恐怖行动（被称为“低强度冲突”等等，通常是依靠外国的雇佣兵），或者迅速摧毁一个“非常弱小的敌人”。苏联威慑的消失使得第二种选择更为可取：美国不再需要“一只手被绑着”进行战斗，也就是说，不必考虑什么后果的问题了。
　　“海湾战争”的回顾
　　随着美国的胜利，和军国主义夸夸之谈的平息，现在我们才有机会看看被错误命名的“海湾战争”，究竟发生了什么－－之所以说它是错误命名的，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战争，假如从一场战争必须至少涉及双方发生战斗的概念上看，而在海湾从来没有发生这个意义上的战争。
　　危机起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据人权小组的报告入侵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这并不能称得上是战争。从违反和平和人道的角度上看，它大致等同于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以色列1978年入侵黎巴嫩，和美国入侵巴拿马这样的范畴。以此而论，它不但完全比不上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规模，而且远不能和印度尼西亚征服东帝汶时的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相比，这里举出的这两个侵略例子，它们都一直得到某些人的决定性的支持，而恰恰是这些人却对伊拉克入侵表示出最强烈的愤怒。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伊拉克要对在科威特发生的可怕的罪行负责，包括成千的人被杀、许多人遭受折磨。不过，这也不能算是战争；这只能算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一些美国的傀儡国家所做的相类似。
　　下一个阶段的冲突从一月十六日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攻击开始。它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以民用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包括电厂、下水道和供水系统，实际上，这是一种生物战，它和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为美国的长期的政治目的而设计的。所以，这也不是战争，而是国家恐怖主义，特大规模的国家恐怖主义。
　　攻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对沙漠中的伊拉克士兵进行屠杀，他们多数是被强迫征来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他们躲藏在沙漠的掩体中或者为了活命而四处逃跑－－这一幕景象和新闻媒介传达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超乎想象的强力火炮、大量的生物化学武器等等欺骗信息远远相悖。据五角大楼和其它消息估计，约有十万无抵抗能力的士兵被杀。引用世纪初一位英国观察家对美国征服菲律宾的评论来讲，“这不是战争，而是凶残的大屠杀”。正如一些美国军队所形容的，沙漠中的屠杀如同“射杀火鸡”，③一个借自他们的前辈屠杀菲律宾人的说法－－一个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中的主题在适当的时候象条件反射一样浮出了表面。
　　几个月后，美国军方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所期盼的，本来就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地面攻击开始时，坦克和重型推土机前面装上铲斗，用来将活着的伊拉克士兵铲到沙漠的壕沟中去，帕特里克·斯洛延报道说，“一个史无前例的战术”被“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三个攻击纵队之一的指挥官认为可能有几千的伊拉克士兵被杀；其他指挥官则拒绝估计死亡数目。斯洛延还报道“攻击中甚至连一个美国人都没死，这使得伊拉克死亡数目统计不可能进行”。这个报道，连同“凶残的大屠杀”，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和评论。④
　　对平民进行攻击的目的，并不是什么秘密，人民将被押作人质，促使军队推翻萨达姆，以便实行“铁拳”统治，正如萨达姆在事情做出格之前在美国支持下所做的那样。《纽约时报》的首席外交记者托马斯·佛里德曼勾划出了美国政府的逻辑推理：如果伊拉克人民承受了足够的痛苦，某位将军就会起来颠覆萨达姆·侯赛因，“那么华盛顿将拥有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事情：一个除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军人铁腕政府”，恢复当年萨达姆以“铁拳控制整个伊拉克、使美国的盟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保持满意”的快乐的日子，而它们的老板华盛顿的满意就更不用说了。⑤
　　以平民作为人质的策略，只在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后，引起了一个问题：一些过于心软的人士会因为“坐视一个国家由于政治原因挨饿”而不安；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组织国际事件官员里查德·赖德准确预料到了实际发生的，“除非允许伊拉克购买大量的食物”－－尽管已经太迟了，伊拉克两岁以下的儿童自从1990年后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布什总统以前的老朋友帮助他摆脱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华尔街日报》评论到，“美国官方认为，”萨达姆的“将核弹制造设备从联合国面前隐藏起来的笨拙企图，其实是一个天赐良机。它保证盟国［意即美国、英国］能继续进行经济制裁以压榨萨达姆·侯赛因，同时不必因人道主义的要求而结束惩罚。”⑥制裁行动因此可以不受流血的心的阻挠而继续。
　　冲突的最后阶段从停火之后开始，这时伊拉克的精锐部队首先屠杀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然后是北方的库尔德人，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军总司令的默许下进行着，他曾经号召伊拉克人起来造反，只要这对他的目的有利，而当伊拉克人起来造反、萨达拇的“铁拳”砸下来时，美军总司令去钓鱼去了。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彼得·加尔布莱斯从1991年3月的调查事实任务回来以后报告说，美国政府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反叛力量的建议甚至无任何回应，而伊拉克军直到它发现“有明确迹象表明美国并不希望人民的反叛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发动攻击。一个BBC的调查报告发现，“一些伊拉克将军同美国进行接触，以试探如果他们起来反对萨达姆时美国可能有什么反应，”然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可以得出结论，“华盛顿没有兴趣支持革命；它宁愿萨达姆继续执政，而不愿意看到一伙不熟悉的反叛分子掌权。”一位叛逃到沙特阿拉伯的伊拉克将军告诉BBC说“他和他的随从曾经多次要求美国提供给他们武器、军火和食品来帮助他们和萨达姆的军队进行斗争，”但每次都被拒绝了。当他的人马朝美国－英国的位置撤退时，美国人却摧毁了一个伊拉克武器库以防止他们得到武器，随后就“解除了反叛者的武装。”ABC记者查尔斯·格拉斯从伊拉克北部发来的报道描述了“共和国卫队如何在常规部队的支持下用喀秋莎多发火箭发射器、直升机机枪和重型火炮对库尔德人居住区进行无情的炮轰，”当时许多关注着这场屠杀的新闻记者正在收听施瓦茨科夫将军对他的无线电听众吹嘘“我们已经摧毁了共和国卫队的有效军事力量”以及消灭了伊拉克的军用直升机。⑦
　　这些事实和英雄的形象并不相称，所以这个故事到了美国国内，被剪裁加工过，然而却不能被完全忽略，特别是对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特征的库尔德人的攻击；相反，什叶派穆斯林虽然就在风暴诺曼（媒体对施瓦茨科夫的称呼）的眼皮底下经受了恐怕更为恶劣的暴行，但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就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
　　总之，从1990年8月以来所发生的，没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战争”的。可以算得上的，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野蛮侵占，以及随后而来的各种形式的屠杀和国家恐怖主义，其残暴程度大致和实施暴力者手中掌握的暴力手段，以及实施暴力者能够无法无天的程度成正比。
　　华盛顿的目标远远超出了伊拉克本身。萨达姆的轻率举动创造了一次机会，使美国有机会对任何敢于对美国秩序存有二心而不伏伏贴贴的人以儆效尤。这是美国的一个标准政策。
　　那些不遵受规则的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其他人则必须从中学到教训－－但这不是指美国公众，盛情招待他们的，是一些神话故事，有关我们的抱负的崇高性，我们的领袖的宏大业绩，和其他国家人们的道德匮乏。
　　扼杀伊拉克的民主
　　在整个海湾危机过程中，伊拉克民主反对派被严严实实地排除于主流媒介之外，为何如此，只要我们能听一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就很容易解释了。
　　在对伊拉克空袭的前夜，伊拉克民主组织透过德国新闻界发表了声明，重申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呼吁，同时他们也反对“对近东局势的任何外来干涉”，他们批评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侵略政策”和控制中东石油的意图，而且驳斥了联合国决议，认为“决议的目的是饿死我们的人民”。声明呼吁美国、英国撤回军队，伊拉克撤回在科威特的军队，科威特人民的主权自决，“科威特问题的和平解决，伊拉克的民主，以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自治”。设在德黑兰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议会（发自贝鲁特的公报）、伊拉克共产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和其它伊拉克政权的知名反对者也都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吃过萨达姆暴行的很大苦头。
　　1990年十二月，科威特民主反对派在安曼的一个代表团的也采取了同样立场。在英国电视上，反对萨达姆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科威特著名反对党领袖艾哈迈得·阿尔·卡提卜博士，他在1990年十月就已经积极地反对军事行动－－一致呼吁停火并认真考虑萨达姆在二月十五日提出的撤军提议。
　　这里媒介的沉默让人感到震耳欲聋，但却意味深长。与布什和他的同伙们不同的是，国际和平运动和伊拉克民主反对派一直在反对萨达姆·侯赛因。同时，他们也一直反对过快地诉诸武力而断送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和平解决的结果可以避免上万人被屠杀、两个国家的毁坏、严酷的复仇、环境的灾难、伊拉克政府进一步的屠杀以及可能产生的又一个受美国支持的暴政。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关于“我们讲的话就是法律”（乔治·布什语）的那一堂杀一儆百的课了。
　　科威特民主派也发现布什不会给他们任何援助。官方所提供的理由是，总统对不介入内部事务的原则的信奉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在他与科威特国王的私人通话中都不能够提及“民主”这个词。“你不能让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施压”。一位官员说。当然我们决不会发现美国对比如说尼加拉瓜或者古巴施压，或者越出对国际法的最狭窄的解释。战后科威特侵犯人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布什成为“为侵犯人权作辩护的急先锋”，人权观察组织主任阿利叶·内尔如此评论，并指出布什为压制人权所作的辩护刊登在科威特政府报纸的头版。
　　美国的民主也同样受到了通常它所受的玩弄。在一月中旬轰炸前几天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以伊拉克撤军和召开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国际会议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案的支持达到了２：１。采取这种支持立场的人，却几乎听不到任何人公开地主张这种观点；媒介几乎步调一致地跟随总统的领导，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将伊拉克撤军和阿以冲突“相联系”视为不可名状的罪行。美国公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看法也同样是伊拉克民主力量的看法；美国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和他们所主张的大致相同的一个伊拉克的提议，在一星期以前已经有美国官员认为它合乎情理而将它透露出来，但却被华盛顿断然否决了；美国公众也同样不知道，早在八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曾考虑过伊拉克的撤军提议，但被否决和坚决地压制了，明显是因为害怕它有可能“使危机消散”，《时代》杂志外交通讯记者就是这样报道了政府的忧虑。⑧假设关键的事实被民众所知，而且被诚实地讨论了。那么，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呼声会更高些，那就有可能避免那场大屠杀，而那场大屠杀，正是美国政府所想要的结果，而这是出于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使暴力成为一种高效的手段，给全世界上一堂有关必须顺从美国的课，巩固美国在海湾的支配地位，同时将美国的国内问题掩盖起来。注释：①关于第三世界的反应，见我在《Ｚ》杂志上的文章，1991年，5月和10月；以及在《附带的损害》中的文章（in Cynthia Peters, ed., CollateralDamage. South End, 1992）。②Marueen Dowd, NYT, Feb 23,1991.③Luzviminda Francisco and Jonathan Fast, Conspiracy for Empire.Quezon City, 1985, 302, 191.④Newsday, Sept. 12, 1991, p. 1.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有几行字是有关这个故事。P. 79, Sept. 13. 几天后《纽约时报》对有关情节作了不冷不热的报道。Eric Schmitt, NYT, Sept. 15.⑤NYT, July 7, 1991.⑥ Kathy Blair, Toronto Globe and Mail, June 17, 1991; WSJ, July 5,1991.⑦ John Simpson, Spectator (London), August 10.⑧见①。（摘自诺姆·乔姆斯基著《扼杀民主》(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South End Press, 1991, 1992)，一九九二年；墨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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