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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１、比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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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比较制度
渐增的迹象无情地显示，这个星球的人类生活正在被引向一场灾难。的确，好几种祸患是可能的，即便我们躲过了其中之一，也会被另外的灾祸攥住，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下个世纪地球上将有400亿人，太多的人口需要喂养。假如工业生产在下个世纪照现在的速度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将扩大1000倍。一些科学家们说，能量的散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地球的温度上升到人类居住所无法忍受的水平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一场核灾难并不会使我们逃脱退化衰败的长期的极度痛苦。然而，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灾难也许是，人类易犯错误和迟钝愚笨的智识，要么结束人的生命，要么使之坠入一个难以忍受的悲惨境地。人类条件的下降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务必决定，是否继续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再生产，劫掠星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世界是人的产物，并非是与人无关的既成事实。
设想，人们期望留给未来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保持——实实在在地扩展——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便是本书的课题。一些人怀疑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功用。他们会说，人类的未来决定于道德的复兴，或者是科学和工艺技术，或者是内心的反省，或者是家庭的一种新形式或其他小集团的组合，或者是有机的食品——其清单已经开列出来。本书是为那些相信政治学和经济学可以解释事物的人们而作。
政治——经济制度
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一个很低的抽象水平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设计发明，如立法机构、监狱、研究单位、军队、双重账目簿记、国民收入统计、商业企业、司局处署、契约合同、间谍机构、秘密警察、联合国和经互会一类的国际组织、选举、民意测验、市政环保厅等。它们在永无止息地调整改组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创造新的形式。
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些多变的机制可以聚合成少量不大变化的范畴。虽然几年前古巴那种用道德激励代替传统的市场刺激以创造新时代的尝试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虽然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豪情壮志，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抉择只有一张很短的清单。一是通过政府权威的社会组织。另一是通过交换和市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个，如我将建议的，乃通过说服的社会组织；必须承认，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界定。此外还有少量社会组织。在这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下，人们可以用形式多样的方法组合并给出特殊的形态。
基本抉择的可能性，大多是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得到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移植照搬工业化制度。我们因而将在自己的分析里尽量排除数量最多的不发达制度；我们认识到，无论如何，它们的特殊问题及表征值得分卷专述。
谬见
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依然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比如，有一种神话在传播，说市场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这一点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计划的作用在显著增加。计划作用确实有增加，但争论的逻辑等于是说，假如一个人为了锻练而慢步，就必须放弃游泳，仿佛两者不可兼得。计划的重要内容，采取了指导或引导市场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形式；在一个公司内部，计划是一种使公司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的方法。大规模经营的出现，亦不成其为市场衰败的证据。有两位或许指望见到市场衰败证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写道：“主要是通过市场，大企业互相联系，也联系着消费者，联系着劳动，联系着更小的经营。”我们之所以格外需要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还因为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匈牙利——从50年代以来已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制度。
有一种不算神话、而属于误解的普遍观点，其内容涉及自由民主的政府如何运作的问题。除了一些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外，民主理论没有给商业企业留下任何余地。在美国的法律中，公司是一个“人”；在所有民主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已进入政治生活。它们的需求和偏好传递到立法者那儿，其迫力和强度不亚于公民们的需求和偏好。
但这些非真实的人比我们这些人更高大更富有，且具有我们不具有的权利。它们的政治作用有别于一般公民的政治作用，并使后者相形见绌。显然，需要扩展民主理论，吸收有关我们所说的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是如此贫乏，以致我们不知道——不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未得出比探讨问题的思辩性随笔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自由民主仅仅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国家，但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国家，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家。市场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它，就既无法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民主。
我们同样没有很好地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以某些重要方式而论，它们比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更人道，显示了对于收入平等、职业保障、最低限度的保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一种更大的关切。由于惊骇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的缺乏，由于担心它们对思想无情地加以操纵，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常常忘记，历史上人类许多最严重的过火行为是某种伟大的利他主义努力的另一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结伴而行；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对村庄和生活本身的野蛮摧残，伴有许多美国人正确或错误认为的保卫一个民族自由的崇高激励。
有一方面的失败是世界范围的问题，那就是以新的结合方式理解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它们的潜力。印度在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应部分归咎于它的领导人不能理解增长需要增长机制：若不是市场（印度人的政策已使其瘫痪），就应是政府权威（印度从未选择过动员方式）。这就像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在政策上曾经有过的重大失误一样。60年代时，苏联曾以为，依靠更多投放劳力和资本资源以使农业朝工业过渡的粗放而巨大的生产形式，而不是依靠知识和计划的科学质量，便可以实现迅速的增长；在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的理解上，这就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人的工具
我们怎样尝试提高自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水平呢？途径之一是设想在所有制度中，多数人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照料他们自己，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忽视他人、要么利用他人。
有此一假设，我们就可以对社会组织作出大量解释。它解释了专制，即社会中的一些人享有可用于剥削其同胞的巨大权威。它解释了生存机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即财产权垒起了隔离墙。它还解释了次一级的病症，如公司对消费者的剥削，劳工诈骗，医疗行业的玩忽职守，开支上的铺张浪费——人对自己同类的侵犯滥用不胜枚举。
另一个途径是把每个制度看成一个机制，通机它，人们要么互相接近，要么防备着现在预见的但并不可能出现的未来（这方面所有人都干得很糟，或许在具体含义上做得稍好一点）。本书所取的位置是，我们所迫切需要了解的有关制度的内容，在于这些制度的特征，这类特征关系到如何使制度更加有效用和更少摧毁性。
这样一个分析并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追求它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及决策中的大众化参与）里选择我们的一般方位。某些类似的承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价值观，都有必要给出分析的逻辑连贯性。否则，人们就只是随意地和漫无目标地观察研究对象。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描述而非评价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这两个过程是不能断然分开的。询问美国人实际上是否控制着他们的政府，或市场制度是否实现了资源的系统配置，既可以是经验性的问题，又能够是价值性的问题，它们取决于提出问题和给出答案后的意旨如何。无论如何，我们的一般方法是，分析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这些特征看来对于一些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如大众化控制、效率（含有各种类别）、自由（有待于界定）、平等（亦有各种类别）——是要紧的，同时不强加价值判断式的、规范化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随后，我们的任务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和制度加以分类。它与猜测未来、衡量动向或考察这个那个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者发展战略不是一回事。它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手段的审视；通过这些手段，世界各国能够发展它们的未来。
它们是这样一些手段，人们可以用来同他们熟悉的问题（犯罪、贫困、战争、失业）和新暴露的问题（人口、能源、环境）作斗争。无论是在世界的较不发达地区，还是在工业化社会，或是在走向“后工业化国家”的更富裕的民族那里，它们都是人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不管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如何称呼资本主义，也不论在一个共产主义逐步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如何处在衰退之中，它们是人的工具。对于资本主义者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基本的抉择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许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它们。
斯密和马克思
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原子竞争的斯密主义的世界；但是市场依然是能够组织起千百万人合作的少数机构建制之一。这要归功于斯密在200年前写下的《国富论》，我们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认识大多源于此书。我们也把我们至今仍不完善的一个理解归功于斯密，那就是：人们的许多目标的实现，乃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行为的附带现象和副产品。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它们的完成是小小的自我服务式的由个人买卖决定的副产品。社会学家们从此在有关社会机构建制的潜在功能的概念中结识了随机后果的观念。
不过，由斯密发轫的对附带现象的探索仍有待深入。
至于天才的马克思，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比我们能列出的内容更多，尽管他所从事的雄心勃勃的分析存在不少错误。
即便在社会科学历史的晚近阶段上，我们仍必须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譬如说关于民主制政府在财产权和它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上的有害后果的问题。正如我们说政府是一种权威制度一样，财产是政府建立的权威制度。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财产权上的权威问题仍然感觉迟钝。
政治和经济
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
我们要感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某种混淆。从《利维坦》出版以后，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对冲突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但是政府不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冲突的解决者。当它关心冲突时，如霍布斯见到的那样，冲突并非有关土地、妻子、牲口的冲突，而是有关政府控制本身，有关政府内人们的合作以及有关合作的目的等方面的冲突。政府承担着繁重的经济任务——支持军队，修建道路，鼓励商业企业从事经营，征集税赋以资养自身的经济行为。这就是为何冲突如此繁杂多样和后果如此利害重大的原因。
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间有何区别？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所以当我说一支军队如何从国家的劳力中征募兵源，如何装备自己以及如何支付费用等问题时，我是把军队视作一个经济的机构而言的，尽管事实上军队又是一个政治的或政府的机构。对下面各章来说，指明过程和机构的经济观特点是有益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政治性。
事物的经济观
应当避免的一个错误看法是，经济的内容完全是实物产品。在现实中，任何经济的主要投入都是劳务而非实物；而实物的投入主要也是过去劳务投入的产物。至于产出方面，它所含有的劳务（价值）显然不亚于实物——劳务产出以医生和牙科大夫、招待员、侍者、洗衣工、修理工、教师、法官、警察和职员的个人服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许多劳务体现为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甚至在市场产出上，劳务也赫然耸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一半以上的市场产出来自于劳务而非商品形式的第一个国家；其他富裕国家现在也正迎头赶上。
另一个错误的见解是，某些属于人的目标和抱负的范畴，可以贴上经济的标签。人们劳动和经营，追求的是各式各样的目标，例如舒适，安全，审美的愉快，新颖别致，共同性，激情或消遣。在经济生活中，个人、集团和民族都运用他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他们的能量、时间、脑力和实物设备——寻求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
抛开上述错误的见解，事物的经济观就是在一个过程或行为中找出一种投入—产出关系。更准确地说，把一个过程视为一个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把这个过程视为完成产品和劳务由一种形式朝另一种形式转换或过渡的过程。铁矿石和劳动被变成小轿车、冰箱和铁路货运上的装卸劳动。我也可以把修剪我的指甲视为一种类似的转换，不论这工作由我自己干还是雇人做。花费时间替人照看小孩也是一种转换。
然而，我们之所以把这些过程称之为经济的过程，仅仅是因为还有一个假设：我们从它们那里可以见到一种价值的获取。比如，铁矿石轻换为钢制品，钢制品中就含有比原先的铁矿石更多的价值。因此，我们也见到了正在进行选择的人们，他们在各种抉择中挑选，最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增值而不是贬值的方式。只有当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要的，必须放弃另一些他们也想要的东西时，他们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换句话说，即只有当选择需要付出代价时，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
决定某天穿两双鞋子中的哪一双，这是一个选择的行为，但不是经济选择的行为，除非一个人如此迷恋他的鞋子，以致一双鞋弄疼了他的脚，还接着穿另一双。同样，选择支持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而不是其他政党或候选人，属于选择行为，但对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行为，除非他们支持双方。然而，为一个政党或候选人工作，却是一个经济选择的行为。如果我在这儿花费的时间占去了我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那我的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正是我的政治行为的成本。
在许多选择场合，选中一个目的、目标或价值观，就是对其11他的放弃，也即付出一个代价（成本）。代价（成本）选择显然是事物的经济观的基本内容。
选择包含的成本，不仅是以货币单位代表的成本。每个人都知道，驾驶小汽车的成本，比驾驶它的人付出的货币成本更大。其他一些成本包括，未受污染的空气的价值，没有噪声的宁静的价值，以及当人们控制交通时对资源利用的期望等等。当我们问及由谁偿付这些成本、是否它们比应当负担更多、社会有无社会机制评价它们并使之纳入有关小汽车使用的规定的问题时，我们正是在从经济的观点上考察社会生活。
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
现在，如何着手分析政治—经济组织？一种可能是，以行政官僚的或指令的制度同市场制度的传统划分为基础展开分析。撇开家庭不算，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组织机构建制的确是国家和市场。奴隶制几乎消失了，封建社会的采邑经济也差不多消失了。尽管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前工业化环境中的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主要是从事生计农业，但所有这些人现在几乎都卷入市场洪流之中，像他们的政府在发展纲要里为他们规划的那样（如果他们不是积极参与的话）。
但是，国家指导的制度同市场制度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混淆了两者间任何简单的差异。市场制度的某些用途，即使是对于中央计划制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最早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是在废弃货币和价格的同时废弃市场制度。布尔什维克初尝禁果，却面临了接踵而至的极度的社会混乱。从此无论是苏联的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制度，再也没有企图打发市场，虽然卡斯特罗（Castro）在一段时期内为古巴宣布了这种意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从各种设计中选用了市场，以征募和分配劳动者从事各种工作。所有国家的制度都是通过市场，把多数消费品分配给有意的买者。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使用着货币和价格。当然，它们也都大量使用国家政权。
从另一方面考虑，差别又是模糊不清的。在所有工业制度中，生产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行政权威（或者是私人权威，或者是政府权威）直接组织的：尤尼莱佛（Unilever）、通用汽车公司（Genaral Motors）、亨得斯达机械公司（HindusC tanMachine Tools）、美国邮政部、英国交通委员会、石景山钢铁公司、和苏联的某个国营农场，都是一种官僚行政制度。
无论这种制度是处在市场制度的网络中，还是处在政府行政当局的网络中，对雇员和消费者可能都没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有比诸如市场和行政制度这类复杂的抽象更有把握的概念供起步之用。我建议从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社会控制的要素机制开始。
人们控制他人的特殊办法仿佛不尽其数。他们不只限于蓄意地试图控制，他们还可用很多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学者们一向企图作出最终的分类。头一个重要的区别，常常是实际改变奖惩办法同仅仅改变人们对奖惩的观念的办法之间的区别。为了控制我，你可以发出使我处于不利境地的威胁，假如我不按你的要求去做的话。或者，如果没有任何这类威胁或意图可以伤害我，你可直接劝解我，用我不响应你的请求便将处于劣势的理由吸引我的注意力。
并非所有的控制方法都可纳入这两个范畴。比如，一个有特色的、虽然不常使用的控制方法，是肉体的约束，像警察当场捉住醉汉时所做的那样。或者，通过药物或脑手术，像医生企图改变一个人的智力或情感特征那样；从而他是以一种变化了的方式思考问题——即计算报酬和惩罚。或者，甲要操纵乙的资源，他剥夺了乙做甲不想让乙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给乙新的能力——金钱、地位、甚至武器——使其做甲希望乙做的事情。在这些范畴之外，存在着多种约束乙的现实环境或议事日程（而不是改变其资源）的可能性。这样，某些可能的行为类别不会进入他的考虑之中。防止小孩贪食甜品的一个办法是为此而惩罚他，另一个办法是干脆不给任何甜品。
在不忽略所有这些方法或者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方法的前提下，我们找出了三个方法，它们是：交换，权威和说服；这三个方法对于政治—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在分析开始时给予它们特殊的关注。
交换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大家彼此交换好处以融洽共处，政治家们交换好处以增进彼此的合作。交换也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关系。
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如教会、俱乐部、联谊会、公司、工会）标明其成员身分特征的基本关系。当一个人说他隶属于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他承认他们的领导人对他的权威，或是在组织的作用上官员们控制他的权威。一个政府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所以，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柱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
说服在所有社会制度内都是一个中心的和基本的要素。
然而，它在任何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未充当交换在市场中或权威在政府中扮演的那种特有角色。但它亦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无所不在的形式，在三种要素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和宣传方式，说服成为了对大众实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它在共产主义制度里比在自由民主制度里远为普遍。通过商业广告的形式，它成了市场社会中公司对消费大众进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在“自由”社会即在“观念的自由竞争”的形态中，通过相互说服的形式，它又成为自由民主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或许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赋予了说服极有特色的用途；为做到这一点，它的制度倾注了特别的关注。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想象中国那种建构在大规模的普遍的说服之上的一种特殊控制制度的画面或模式。训导制度极原始地承受着一种说服关系。像市场承受着交换关系、政府承受着权威关系一样。但只是极其原始简单地；人们不应当把平行线拉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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