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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说服和训导制度

　　作为一种控制制度的说服

　　权威的象征并非枪杆，而是词语。最常见的政府行为，是交谈、写作、倾听和阅读。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发现他们被说服的信息所包围——事实、分析、恳求、告诫以及谎言——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信息沟通。他们也渴想得到信息。比如，一个不得不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必须依靠那些能够向他解释货币和信贷运动的复杂性的人们。在永不停息的交谈中，说服也完成了权威相互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甚至当并非有意追求影响的时候，事实、分析、观念和错误信息也取得了效果，这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永远会对我们自己有关周围世界的感受作出反应。人是一个知性动物，拥有智识积淀的文化，所以，说服所能作用的，不止是权威制度，而且能深入人的肺腑。某些学者把政治制度描述成一个信息和反馈的控制论系统，另一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人相互作用的特征规定为讯息交往或广义上的说服。然而，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说服看来在任何复杂的制度中没有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像交换在市场制度或权威在政府的角色那样。
　　后面，我们将考察它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民主的某些阐释者——其中有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的政府”，它或许可以视为依靠说服的政府的同义语。我们也将在以后考虑说服在市场制度中以商业广告形式表现的巨大作用。
　　但是，作为两套综合性的说服方案中的一个，广告作用直到20世纪以前尚未出现——不论是它所使用资源的连续性，还是目标的广泛性以及在所用资源的数量上，均可得出这个结论。另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中管理的、渗透了政治灌输的说服方案。这种说服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或者——为了避开围绕概念产生的争论——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手段，它的特征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建立权威做了巨大势力，权威是如此广泛、深刻、不受束缚，以致其他一切权威（教会、工会、互助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权威）都必须削弱。在这种外观下，说服更接近成为一个整体制度的定义要素。
　　差不多150年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不是靠胡思乱想，而是凭借对当时的民主社会的社会机制的辩认。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迪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远非那种不大会重复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可测定的模式的变种（共产主义是它的另一变种）。
　　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想要扩张到全球的铁板一块的权威制度的可能的前兆。“一个巨大的、监护人的势力”将“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压榨、削弱、灭绝和麻痹全体人民”。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一切强制的权威形式，包括恐怖，以对付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不过，在托克维尔的词汇中，它对大众的那种控制得到了比较好听的描述，如“精细的、经常的、节制的、温和的”。它利用灌输来俘获人们的内心，以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苛刻的控制让他们做的一切，而毋需强迫。纳粹主义企图阻止一切可供选择的说服来源，然后通过传播炫耀，塑造它的臣民的心灵。借助于发射台和政治广播频道的数量，德国比起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就电台对人民的覆盖面而言——更多的东西。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中，他就作了多达50次的广播讲话。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是一个已经显露的新时期的端倪。
　　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于民主时代的一种权威主义的控制形式。在公民们受教育、被讲授和热切追求民主的地方，如德国和意大利，对权威主义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说服公民们，他们不再需要民主。简单拒绝政治要求的老式办法不再会成功。法西斯主义并非简单地作为反对民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是以民主之子的身分露面的。民主的要求和能力若从未被唤醒过，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诞生。与民主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顺从单向度的权威，尤其是顺从一个自由意志——领袖的自由意志。借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句箴言，“一切为着国家，永不反对国家，谁也不许超越国家”。
　　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国家的灌输方案也是通过对心灵的控制阻挠大众的抱负，维持单向度的权威，否则这些心灵便会反抗。不过，共产主义的说服又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并不明确地吹捧权威。相反它许诺民主的未来。它并不鼓吹精英统治。相反它积极地实践在某些方面减少不平等和在另一些方面承诺这种减少。而且，我们将会见到，它呼吁人的某种理性，这方面远远胜过了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术语——“用你的热血思考！”——来激励人们。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早期的斯大林也不是。他们都谈论平等主义的——有时是民主主义的——抱负，希特勒则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根据来断言他们的言语比丘吉尔（churchill）、戴高乐（de Gaulle）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言语更加虚伪。
　　所以，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共产主义的说服或灌输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模式，它指示了有关人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由于说服已被毛泽东主义者挑出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实践，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它，并且——为了在以后参照它——给它一个称谓。因为缺乏现成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训导制度（prece －ptoral system）；这个称呼来自于“训导者”（preceptor）
　　一词，意思是教师。

　　训导制度

　　在理想化的形态上，一个训导制度是——概括地讲——
　　大规模的、纯粹单向度的说服方式；在这里，少数智睿的政府精英指导着大众，所采用的方式很像卢梭建议教师教育孩子时采用的方式，他想象它是一个转变每个人的“更高级的智识”。世界上尚未建立任何高度发达的训导制度。只有共产主义制度的不完善的现实因素。它比较像一种抱负，而非已接近实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用来作为实施强制的（甚至是恐怖）的伪装，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制度。然而，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特色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因素，它激励了许多把欧洲的共产主义斥为官僚制和压迫性制度的人。但在共产主义者构造的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模式中，训导制度与传统的权威制度常常混在一起。在中国，两种模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说“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以第二种模式为代价肯定第一种模式的尝试，那么看来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权威之中。
　　为了说明建立在一个纯粹单向度说服之上的组织方法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个简化的图式或模型。它应当尽可能的节省，提出尽可能少的问题。我们将假设，在下述意义上社会精英是智睿的，即：在消息灵通方面它不亚于一个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层，它也同样尊重事实及合理的论点。我们还假设，它不会有意地和广泛地剥削大众，尽管它可能使剥削合理化和有时候盲目出错。我们不会假定，它完全有能力了解什么对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假定，精英们与大众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样一来，训导模式比开头的设想可能多少更复杂一些。
　　单靠把传统的权威从等级制的权威制度中抽出去，然后把说服放入这种办法，人们是无法了解训导模式的。随着人们开始作出这种替换，另外的改变会接踵而至。
　　在勾勒它们时，我们将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提取事例，在那里训导因素最为显著。不过，我们不打算在这一章描述中国的或其他的任何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想给一个训导制度的概念定形。像权威制度和市场制度一样，它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式从现实世界的混合制度中选择了一组密切相关的因素。

　　教育、“新人”、唯意志论

　　训导制度是一个通过纯粹单向度的政府说服实施的制度，它说服的对象，不是一个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官僚制，而是整个人民。它还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央的理想抱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建立社会目标的制度。
　　“说服”（persuasion），虽然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却很难用它公平地裁判训导制度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说服性交流。说服、信息、灌输、指导、宣传、劝告和思想控制，构成了用来引导理想反应的一套办法。“教育”（edu－catlon）一词比任何其他单个的词汇都更接近于公开宣布的的共产主义意图，可我们不得不给它打上引号，以记住它不过是一把掩护伞。
　　说服或“教育”首先瞄准的，是——但也许仅仅是过渡性地——人的个性的转变和“新人”（newman）的创造（如共产主义的演说中常常提到的那样）。毛泽东讲过“改造人的灵魂”的必要。“要斗私批修”。卡斯特罗宣布，“基本的任务”是“奠定新人的基础，这种新人对他在社会的作用、职守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无论在苏联、古巴或是中国，构造的新人榜样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和维多利亚（Victoria）时代的英国。无私、合作、平等主义和服务社会等等作为主旋律，同责任感、艰苦工作、自我约束、爱国主义以及在穿着、艺术欣赏和性行为方面的道德保守主义等混为一体。新的个性的两个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教育”试图创造出一种“自觉”服务于集体利益的人，就是说，他会主动去做那些在其他社会必须在命令或诱导下才会做的事情。还必须创造出会自愿响应国家和党的召唤的人，一旦国家和党要求他有某个行动的话。
　　解释所有任务并证明它们有理，争取大家赞成之——这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说服的努力必须留给引导个性转变和激励完成重要任务，必须说服公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任务分派上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如何使训导制度区分于传统的权威制度呢？区别在于，新人通常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指导。在新人那里，权威是一个多余的工具，它的使用仅限于那种由于费时费力太多而不宜使用说服的场合。此外，所需的这种权威还有赖于说服在过去帮助它确立的基础。如果说这些要求看来难以满足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训导制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抱负而不是事实。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对特殊任务所进行的说服——例如劝导中国的城镇居民自愿到指定的农村去劳动的一场运动——经常含有受国家和政党的强制支持的重要指令。

　　对官僚制的敌意

　　一个训导制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等级官僚制，以组织训导者们，即组织从事“教导”公民劳动的“教师、向导和领导者”这类干部，如列宁要求的那样。人们也许设想，在这方面，传统的权威制度和训导制度的区别仅仅是，在前一个制度中，官僚制是权威主义地指挥人民，在后一个制度下，同一个官僚制是“教育”人民。不过，区别是很大的。在训导制度中，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成员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而不是接受最高权威的命令。由于力图用对干部的全面“教育”来减少官僚制的影响，一个训导制度显示出对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例如，这种敌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动员和革命

　　靠控制信息来诱导人们作消极的顺从，这是政治学的一个老故事。训导制度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它。“教育”从每个人那里诱发积极的反应，例如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把农产品交付给城市，参加水利建设，街道清扫，邻里监视，小组内的相互批评，教会文盲阅读。
　　其提倡者认为，“教育”对那些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根深蒂固的顽固分子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那些人惯于谋取个人利益并同自己的同类对抗。而且，如果人们适应了国家掌握的“教育”，他们就必然较少地根据家庭、工会、教会、雇主、地主和其他社团的要求作出反应。一个人是不会顺从他的训导者的，假如他还在对村里的长老言听计从的话。所以，即使“教育”不是设计来取得一场革命的结果，它依然可能是社会革命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只存在于一个消灭了多元化的社团和依恋的社会，可以说，只存在于一个经历了

　　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

　　只有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能够完成社会转变。信息交流的十八般武艺全得用上：报刊、广播、官员的公开演讲、墙报、集会、授课、公众节日和纪念活动。另外，党的干部们还运用不断的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对单位的和家庭的成员做工作，通过家访形式学习政治理论，进行自我批评，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城的一个居委会公约显示出“教育”如何渗透到中国的训导教育的最深处。虽然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居民们是这样商定的：
　　“为了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要支援工作繁忙或生病的邻居，批评有缺点错误的人，也接受别人的这方面的批评；为了防止失火、制止坏人闹事和遵守规则，要求各家各户汇报来客的到达和离走的情况；负责清扫街道、水沟和厕所，消灭苍蝇蚊虫；要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经常洗澡、勤换衣物、饭前洗手、洗干净各种蔬菜瓜果，给小孩子穿戴要留心气候变化；勤俭持家，对衣、食、煤、水、电各项开支精打细算；参加扫盲学习，经常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项活动，把情况转告给不能参加会议的人。”
　　强度最高的活动通常是为党员和政府官员保留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实践的。
　　“每个渴望成为党员的人必经经历思想改造的过程。首先，党要收集一份有关他的背景的尽可能全面的档案……；其次，在党小组会议上，他必须回答有关他日常个人生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私生活）的所有细节的发问……。随着了解的深入，党小组开始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自始至终，这个人被迫使用意识形态的范畴和语言剖析自己。党小组的批评亦是如此。当他最终完成答辩时，已使自己的一切隐私公诸于众。而且，他面对着一个向他的所有失误发动攻击的有敌意的集体。一旦矛盾尖锐化，这便成了反对他入党的人的借口。这时，党小组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帮助’他树立一个正确的看法。”
　　无论如何，普通公民会时刻被推上一个高强度的历程。
　　“……每个农民都务必提高觉悟，这样他可以逐渐进步和声讨地主……。这对于让地主暴露真实想法，对于使农民产生‘诉苦’的高度觉悟，都是很要紧的。当每个农民起来揭发地主时，他终于克服了他在旧的统治阶级的真实权威面前的畏惧心理。”
　　DN

　　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灌输召唤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动力，而一个训导制度呼吁有意识的、理性的激励；这是区分“教育”概念与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灌输的一个根本之处。在训导制度中，理性有赖于一种意识形态，它教导个人要“正确”认识社会世界和指导个人决定。虽然训导制度取决于道德和情感对增强理性的作用，新人创造过程的核心因素仍然是他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是提高他的觉悟、思想、理解力的水平的一个真正的尝试。对党员来说，高水平的觉悟是格外需要的。他们必须演讲、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一切所以可能，是因为“教育”常常有意来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真正的或客观的许多利益，而不是故意蒙蔽或利用他们。
　　毛泽东曾写道：人们也许能够禁止谈论错误的观点，但它们仍然会存在……只有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推理的方法，我们才能树立正确的观点，纠正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实施了强制，当他需要这么做时；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抱负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如同他自己表明的偏好那样——改造一个灵魂，而不是摧毁它。

　　效率和创造性的新药方

　　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干部“教育”的加强，同对官僚制的敌意结合起来，构成了训导制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它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追求目标。它靠的是个人的能量和资源，而不是社会的协作——这方面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威制度或市场制度。
　　在社会组织内，重大成就可以靠两种方式取得。一种是对个人努力作出井然有序的协调，这在市场理论或管理学上受到重视。另一种是仅仅用不太严格的方式协调参与的个人，提高个人成就和发明创造的非凡水平。虽然所有社会制度都含有这两种方式，但在训导制度的梦想里，第二种方式起支配作用。它设定，其他一切现有制度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为它们无法挖掘个人的能量和资源。为了“开启热情、能量和创造性的巨大库存”，“教育”将向群众提供“能最充分地挖掘自身能量的知识”。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个人及组织的涣散，因为多数人从未接受过这种挑战。
　　所以，在一个训导制度中，传统的官僚制对协调任务安排的关心，让位于不那么精确的分派。这种分派留给每个参与者以选择的自由，由他决定自己的职责和相关的义务，并把他的全部能量、资源和创造性带到工作中。强调重心的改变，适用于工作和公共活动里的干部和普通百姓。比较松散的协调还意味着相对于传统官僚制决策过程的重大分权。不仅如此，它也意味着大量的相互调整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在最高权威内部，而是在一般公民和干部中间。
　　一个训导制度甚至走得更远。技术的能力服从于正确的态度（依靠“教育”）。充沛的精力超过了技术熟练的效率。通往效率的这两条通路之间的竞赛，表现在中国行政部门有关红与专的持续争论中。
　　重心从技术能力向正确态度的转变，还意味着，一个训导者或干部更经常地是多面手和专家。他不太发展一般官僚那种顽固的狭隘性，相反，对他参与其中的那种更重大的共同奋斗目标有较多的理解。由于见多识广，他变得更有能力。
　　无论如何，专家主义被看成是培育不平等和削弱社会凝聚力的东西。
　　虽然涂尔干（Durkheim）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专家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有机的团结，胜过建立在个人无差别的基础上的机械的团结——但在这里，职能的专门化却被视为是通向顺从、彼此不信任、没有情义、往往会产生误解的道路，因为它把人们按层次等级分开。
　　训导制度对分散化、创造性、挖掘资源和一般能力的重视，可以在市场制度内找到响应。它出现在近年来有关劳动组织的试验中，在那里，管理层停下了装配线，工人小组自己来决定个人的工作分配，工人们不停地变换着安排，而不再是一成不变地守着某一项任务。这种发明只有靠受过重新教育的工人和公民才可能广泛推广。而这种假设在训导制度中已成为“教育”的根本所在。
　　亚当·斯密对通过分工获得效率的信念，同训导制度对“受过教育的”新人的生产率的信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斯密还是他在市场意识形态中的追随者，从未完全忽视个人的动力。相反，传统论点中关于市场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对个人的货币激励的坚持、专一和强化。近年来，不论是“工业人际关系”运动，还是职业经济学家对经济效率和创造性的源泉的兴趣的复活，都给予个人动力和创造性以新的强调。因此，我们不能把训导制度中有关“教育”的能量和资源的想法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斥为胡思乱想。它通过做出其他制度尚未充分做出的事情，瞄准了人类动力的一种革命性的再组织。

　　一个人道的制度吗？

　　至少是经常性的，那些给训导的想法留有余地的现实中的制度，也实行了残忍的压迫。例如，70年代中期，柬埔寨的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们，实施了强迫人民大量迁徙，强制劳动、暗杀，以及对整个村庄和家庭的屠杀。无论如何，这一切不断构成了对人民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威胁。依靠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依靠用自己的消息来洗刷公民的头脑，训导制度奠立了暴政的基石。
　　人们可以嘲弄训导的追求，因为在整个世界上，那些想取得权威的人正寻求用改良的方式对它乔装打扮。对于西方商业企业中出现的民主参与的趋向，有一种学究式的评论似乎对它的革命意义欢欣鼓舞：
　　“在生产问题上，来自于工人和工会官员阶层的首创精神的广泛发展，已在组织上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
　　它要求经理按照领导层的见解去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简单地以权力和控制为标尺。”
　　可是结论却暴露了局限性：
　　“这并不意味着，他（经理）对组织的控制比从前他拥有的要少”。
　　如果权威隐藏在有关自由立宪的西方中一个参与和首创性的花言巧语内，那么，在乔装打扮的训导的意识形态里发现这种东西是不会让人奇怪的。
　　不过，必须给予社会组织的训导想法中某些明显的人道主义成分以某种肯定。尽管有过镇压，毛泽东主义后来的做法是重新教育而不是处死下台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把重点放在人的自发性和觉悟而不是技术上。很难把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名言仅仅当成诡辩。从不同角度看，“受教育的”公民的想法就像人类信念历史上任何其他关于人的伟大思想一样人道，它多方面呼唤着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讲比市场人（market man）的观念更人道——，即便这种想法在中国已趋于衰败。
　　需要将作为一整套追求的训导制度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追求（即通过说服建立政府）进行比较，因为自由民主主义者很看重自己的为着个人自我发展而实行的非强制的政府的模糊观念。如我们将要见到的，他们也用一种“新人”为出发点，这种新人绝非由国家塑造，而是形成于观念的一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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