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会 员 登 陆
|
|
|
书 吧 搜 索
|
|
|
本站logo,欢迎连接
书吧首页连接logo
书吧影讯连接logo
|
|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７、可供选择的市场制度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７、可供选择的市场制度
几个世纪以来，市场与私有企业携手共进。其结果之一是，无论亚当·斯密或者卡尔·马克思都未能设法分清它们的关系。尽管他们取得了不朽的智识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市场制度，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总是私有企业制度。南斯拉夫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尚未出现的其他类型也可以想象出来。我们还知道，任何一个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私有企业制度都是好几种类型的市场制度的一个混合体。
斯密和马克思也没有见到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的市场。我们现在知道，理论上讲——实践中亦正是这样出现——中央计划分为两种各具特色的方法：行政管理的计划或权威主义的计划，及市场的计划。有可能世界正处在实现计划性的一种巨大的新潜力的边缘上，虽然或许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原子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更大。
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制度给予我们一个熟悉的论点，相对它而言，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放入一个总的看法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把市场制度的两种普遍形式结合在一起。一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的市场制度。在美国，个人或家庭的所有者掌握着400多万小企业；日本是另一个例子，单是小型制造业中便有差不多300万小企业。另一种是官僚制的公司企业的市场制度。在工业化体系中，大部分市场生产掌握在它们手里。在美国，几乎60％的生产来自于公司；至少80％的就业是在20个人或20个人以上的企业中。位于拥有100多万文职雇员的国防部之后，美国最大的组织不是其他政府部门，而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它们各拥有近100万雇员，比许多国家的工业劳动力还多。福特汽车公司的雇员虽然仅及上述公司数量的一半，它却比除国际部和邮电部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大。从岁入上衡量，所有这些公司，还有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比加利福利亚州、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政府还大，而这些州府市府都是各州和各市政府中的庞然大物。如果拿工业公司同州和市政府在产出上比较，20家最大组织中的16个是大公司。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就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
在其他国家，公司要略小一些，但根据它们经济的规模，这些公司不论是绝对地讲还是相对地讲仍然是很大的。从大工业公司的数量上看，继美国之后，排名次序为联合王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而且，多国公司一直在迅速扩展。最大的100家美国公司的62家，是在六个或六个以上国家进行生产，它们雇员的几乎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工作。
个人和家庭企业在多数生产领域已被公司企业取代，这造成了一场革命——“官僚制的革命”那一部分已提到这一点。从未有多少鼓动，甚至从未有多少反抗，一场没有旗帜的革命出现了，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那些年代，人们并未留意所发生的事情，相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在争论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摆脱银本位、教权主义、宪章运动和殖民主义。人们设计的一切同他们实际建造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现在像一座纪念碑耸立在那里。
在世界的工业化的私有企业制度中，大部分生产掌握在拿薪水的官员——严格地讲是公司的官僚们——的手上，他们自己拥有的不过是公司股份的一小部分。必须设计出权威机制，指导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看上去既是所有者又是经理人员。实现了这一点之后——作为有组织的收入变化，通过奖金和收入的调整，改变经理的收入——经理仍然像一般个人的交换那样受到有力的激励。但在公司企业里，他的收入不必与企业的收入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相反，他也许在权威的指导下行动，把企业的盈亏仿佛看作是自己的盈亏，按照规则参加游戏。在上述两种场合，他通常会把公司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尽管一个私有企业不能无视利润，因为没有它们，企业便无法在经营中立足，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之后，企业官员可以选择增长、更大的销售额、发明创造、多种经营，或者一种宁静的稳定，而不是较多的利润。
对他们敞开的选择自由，使他们看上去再次像公共官员。
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相对私有企业的抉择，至少从原则上讲，市场社会主义是容易建立的。只须把所有现有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撤掉，换上政府官员即可。或者让原来的经理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但使他们成为政府官员。指示他们像从前一样克尽职守：生产和销售顾客想要购买的东西，为投入所需的一切支付费用，避免损失和弥补成本。一个适宜的新规划也许是：赚钱可以，但不要搞垄断。既然公司经理是拿薪水的官僚，他们应当发现不难在新规则下工作，当然，也是不尽完善地，如在任何制度中一样。
世界上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在某些部门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最常见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发电站、有时还包括矿业。
它们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极是社会主义的原理，另一极是对濒临灭亡的私有企业的解救。在这些制度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市场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什么革命；对它的鼓吹者来说，它常常成为一种令人失望的东西。的确，社会主义的这些点缀造成的差别是如此之小，以致于顾客和雇员有时并不知道，他们购物的或为之工作的公司究竟是私有的还是归政府所有。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已成为政府发展政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工具的地方，例如6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欧，这些企业也只是构成了很多方式中的一个新方式，而不是被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转变。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巴罗恩（Barone）和帕累托已把市场社会主义想象为对于整个制度的至少是一种假设的可能安排；这两位非社会主义者的兴趣仅仅在于对市场制度概念作理论上的说明。从本世纪2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可能性展开了论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相信，出于对行政管理实践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的考虑，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首先推行一种看来越来越让人觉得只是假设的模式。后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吸引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传统中的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却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建立起来，从那里似乎又开始移向匈牙利。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它的原因和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的共产主义模式。可以肯定，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在大量使用市场和社会主义来分配消费品和劳务以及配置劳动力。消费者上街购买食品、衣物和其他消费品；工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换回工资。但是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大量使用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和把资源配置到各种选定的生产线上。在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商业企业的经理们所生产的并不是他们能够卖出去的东西，像市场社会主义中那样，而是更高的权威指挥他们生产的东西。而且，资源和其他投入是行政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他们不是根据企业的处置权限、在任何对他们肯定有吸引力的价格上买下它们。尽管这些制度中也使用价格，生产却是由权威而不是交换直接控制的。
直到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开始以前，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相信，如果生产中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掉，整个制度围绕政府所有的企业建立起来，那么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私人交易的缺少，将使市场制度成为不可能。然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政府可以为它们创造市场，哪怕它是唯一的所有者。对于石油、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政府权威需要逐年逐月地确定它们如何使用。在作出决定之后，政府可以把它们卖给任何愿意买下它们的企业，而且允许它们的价格按照澄清市场供求关系的需要上下浮动。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分配土地和资本：不是靠行政的处理，而是按照市场的已经清楚的比例和利率，卖给任何希望购买它们的企业，从而使它们各尽所长。
由于不论在私有企业还是在市地社会主义里，生产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控制，人们情不自禁想赶快得出结论：两者都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的制度。这个概念需要当作经济学的一种技术概念而不是精确的描述概念加以使用，因为它有可能对下述含义产生异议，即：消费者在这个制度中实际上是充当主权者（soverein）——像我们下几章将会见到的那样。不过，在不给“主权”（sovereighty）一词增添过多含义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以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市场制度中，生产主要是由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所控制的。它们显然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但是，不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制度，都不必与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
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如果不是同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市场就可以变成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这是市场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它的可能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依然未被深刻认识。我们后面会见到，苏联的计划者们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它；中国的计划者们几乎没有给予它什么思想内容。
某些商业企业出售给政府以及——或者说相反——出售给个人消费者。政府购买导弹以及士兵的服役，公路，公园和其他娱乐消遣设施，医疗保健，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品，包括公共产品——这种产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会或不能根据消费者需求直接地或者排他式地生产出来。因此很清楚，政府的购买就像消费者的购买那样肯定可以指导生产。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就是一个计划者们也像这样行事的制度。政府通过对最终产品的购买而不是靠命令指导生产。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整个经济的中央计划来说，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在计划者主权的最充分的形态上，所有生产，包括消费品在内，都受到政府购买的指导，后者已取代消费者成为“主权者”。所有企业都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他们确定消费者应当拥有什么；或者企业把中间产品卖给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再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个人消费者。政府官员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或者数量不等地购买最终产品的方式，指导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过程；它不会采用对于目标和配额上的权威主义指令方式。
政府计划将限制在最终产品的理想的品种范围内。通过交换，所有其他生产将服从于那些最终产出。例如，政府通过增加对鞋类的购买，将会对鞋类生产发出信号；但是鞋子如何生产出来，要有哪些中间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建筑物，雇用什么样的雇员——这一切都将通过市场留给企业决定和安排。
任何人，当他对计划者主权制度的观念缺乏了解时，会对下述问题表示困惑：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如何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满足那些不再以他们的购买指导制度运行的消费者的需要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分配消费品，像战时配给制那样；或者，政府可以把消费品卖给公民们。
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为什么不简单地让鞋类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完全不加任何政府干预呢？这是因为，官员们需要的产出有别于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假使听其他们处置话。所以，计划者购买的鞋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在他们看来，应当是对这个制度有意义的。比方说，相对于消费者自己选购的数量品种而言，他们也许购买较少的汽车和较多的高质量的营养食品。这样一种制度同时操作着两个彼此分离的市场制度——一个是对生产的控制，另一个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它们既不多于、也不少于计划者要求的数量。价格在这两个制度中是完全分开的。
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也都部分地是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因为政府也是许多最终产出的一个买者。比方说，政府购买道路、医疗服务和教育，然后免费或以补贴价格分配它们。实现一定程度的计划者主权的另一个共同的办法，是通过给企业补贴来改变企业得到的有效价格，或者通过税收改变消费者必须付出的有效价格。
在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政府官员或从政府下属企业里、或从私有企业进行购买。考虑到对于生产的两种最终控制的形式（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以及两种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我们现在能够看出，迄今为止，我们已揭示了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如同表格7．1显示的那样。不要忘记，这四种类型在纸面上比在实践中更简单易行。
表格7.1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
消费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消费者的偏好）
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计划者的偏好）
私有企业
1.传统的私有企业制度，如西欧和北美那种。
2.出现在私有企业制度的部门中，政府为控制需求而购买、征税或补贴。
公有企业
3.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匈牙利。
4.为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家所主张。
一个数理统计的市场制度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市场制度。不论是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是否能够极大地改善计划。这一争论发掘出好几种可能性。为了很快对它们作出分类，我们从下述提问开始：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能够通过计算有效价格（而不是把有效价格留给实际的购买和销售在不完善的市场决定），改进现有的市场制度吗？在这样一种提议中，丝毫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协调之处，丝毫不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必要的数理统计技术正在逐渐发展——它建立在苏联的列昂里德·康特洛维奇（Leonid V．Kantorovich）和美国的乔治·丹兹格（George B．Dantzig）及特加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所发展的线形规则的基础上。（1975年，康特洛维奇和库普曼斯为此赢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说，对于消费者主权的制度来说，这一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和用途不大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有效价格必须反映千百万消费者的偏好，这种偏好的数量比所能观察和估计的更多。不可能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发现消费者偏好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中自由地尝试和揭示他的偏好的购买。之所以用处不大，是由于实际的买和卖所承担的任务，比较用统计方式承担同一任务来，要便宜得多。
依靠计算的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对于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计算价格的任务将更简单。仅仅需要观察和考虑计划者的偏好。但是人们也都普遍认为，甚至连这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也无法实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永远也实现不了。
价格可以由中央指定：有一种估计是，苏联政府指定800万个价格。然而，问题在于指定有效价格的可行性。为了计算这类价格，需要一个巨大数量的技术信息，它涉及到所有种类的投入的变量如何影响所有种类的产出的变量。要想获得它，就假设需要有一个无限度的社会劳动力。它还需要不断作出修改。技术的革新使今年的数据对明年就不适用。况且，计划者偏好的改变也导致技术关系的改变。例如，如果几年内对钢的需求猛烈上升，导致被迫使用较低品位的矿石，那么，矿石同钢产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数据事实上是可信的，那么对目前要求的价格计算来讲，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计算机和操作人员。关于下面将要讨论的已经简化过的计算，它的复杂程度尚未接近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个苏联人估计，苏联需要1．4万台计算机，而不是目前的几百台，按照目前已经很快的培训速度，也需要100年时间培养所需的技术人员。这种估计不一定准确，可它显示出计算问题潜在的严重性。
计算的困难还不是全部。虽然原则上可以达到所需的数学技术，但制定必要的方程式或经济模型却是繁重的任务，容易发生差错，且在实践中超出了任何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的能力。撇开能力不论，人力的要求同样令人生畏，尽管尚不能对此作出估计。但是把所有的任务——收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以及填写数据）和计算——加在一起，为计算价格所需要的劳动力总数中也许剩下不了几个有用的人。
为一个非计算的产出作投入配置的计算吗？
数理统计对于权威制度比对于市场制度或许更加有用。
我们可以稍稍离开主题，看看这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为避免计算有效价格的困难，计划者也许在没有任何价格或市场帮助的条件下选择他们需要的产出目标，然后通过计算，只想求得投入方面的一个有效的计划配置，以实现理想的产出。
没有市场或者价格；完全凭借计算。可是，为了计算有效投入，需要有关改变技术关系的同样数据，像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所需的那样。还需要数据规划的同样技术。第一种抉择的所有的基本困难都保留下来了。
而且，如果计划者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他们将不会满足于知道投入的最佳配置——通过它，可以生产一个预定的产出。他们想要知道，运用同样的资源，还有哪些产出的可能性。然后，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需要信息，以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现有产出中的什么内容才能取得某种新的产出。他们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老的经济问题：为了所得而必须放弃什么？简而言之，计划者需要了解每种产出的成本。但如果是这样，他们最终还是有求于价格。
通过计算的协调计划？
数学和电子计算手段在经济计划中的实际运用——例如在苏联——既没有支持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又没有试验出非市场的最佳计划。相反，这些技术被建议用来尝试取得某种“平衡的”计划，在这种计划下，所有现有的资源按照错误的配置加以利用，每一种资源都是超量配置。这样一种计划浪费了资源，但在基本的意义上它“起了作用”，也即是说，本质上是协调的。
被建议的程序是投入—产出分析，通过它投入—产出比率可以计算任何一个产品，指示出它的必要投入。从而，对任何瞄准好的产出，都可以赋予投入的需求；它可以决定投入应当是不足还是超量。这两个场合的无论哪一个，都要承受一系列目标调整的计算——只要有必要，就反复强调这一点——直到每个投入需求被安排得等于特定时期它的现有供应。
既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者试图发现的仅仅是某种协调的关系，他们不必知道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关系；在这些关系里，有些关系较另一些关系更有效率。不过，即便是这方面的数量极小的数据也要花很大代价才能收集。例如，一辆汽车直接需要的钢材投入并不难确定；但是钢的生产本身又需要电力的一个投入，它转而需要汽车运输方面的某种投入（为电力公司的用途），从而又有进一步的钢材投入。这些间接的和循环的影响——第二位的，第三位的，等等——变得极难计算。
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在任何一个制度下都没有超过250个项目，这个数字同苏联的800万价格的估计简直是不值一提。研究小组，无论是美国的或苏联的，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多年来一直努力制订这类年度的表格；它们尚未实验一个长期的当代样式。数理统计技术可以改进筛选式决策的协调性和效率。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把投入—产出分析或任何其他更加雄心勃勃的数理规划方案投入比较大的计划过程的实际应用。
计算与行动
在妨碍中央计划者收集必要的计算内容的各种困难中，有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仅仅给予短暂一起的困难是，消费者和计划者的偏好并不是可以观测和衡量的经验现象，如降雨量和酒精中毒的次数。它们“不是可以收集的事实，而是已经作出的选择”。甚至连选择者本人也不知道他的偏好，直到他面对某个实际的选择；他对自己偏好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除非他处在现实的选择形势中，在那里，他的选择不是假设的而是真实的。所以，源于选择之外的行动在市场制度中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偏好的计算在这里无法取而代之。
计算与行动的区别是一个基本现象的一个特殊情况；对此基本现象，将在以后各章更充分地揭示：以各种方式，所有社会都把建立理想的社会组织的两种办法合为一体，这两种办法是：解决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社会相互作用。人们既用他们的思考方式、又用他们的行为方式发现解决方案。
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可供选择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更传统的市场制度上。人们熟悉的所有权和私有企业公司，并不是私有制在市场制度中可以采用的唯一形式。其他形式包括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如医院、学校和基金会一类的非盈利组织。各种类型的非盈利的市场的商业企业，包括各种合作社，在美国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其他一些市场制度为它们留下了较大的活动范围。
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仅占法国有收入的就业人口的1％，但在芬兰是10％，在以色列占到30％。
一个极其令人吃惊的事实——世界或许可以把它储备留用——是雇员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对商业企业中传统的权威关系的不满。工业中新的劳动者集团向工会代表工人发言的传统权利发出了挑战。南斯拉夫在整个工业中采纳了建立自治的重大步骤。这一运动正向西欧扩展。
如果资本和企业本身的所有制被掌握在企业的雇员手里，那么，不再会有生产“工具”掌握在一个集团手中而劳动力掌握在另一个集团手中的情形。企业收入的分配将会改变。因此企业中的权威关系也有可能变化。
另一种可能是，工人们拥有一个企业，但他们并不拥有供给这个企业的资金。并不是资金所有者的工人们被承认为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建立和维持公司。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在哪生产、如何生产、使用什么技术、以及多大的劳动定额。他们“雇用”的不是雇员而是资本。他们为投资者资金的使用付费，他们作为劳动者从企业获得的，不是作为工资而是作为利润的收入。
这样一类组织并不多，但它们不是非法的，或像人们所知道的在现实中没有可能性，或无论如何都同市场制度的保存不相协调。它们所以未能存在，是因为，如同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历史已经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当资本的潜在供应者和劳动的潜在供应者期待与对方在企业中结合时，资本的供应者拥有所需的交换或讨价还价的权力，并且坚持把权威握在自己而不是劳动者手上。不是依靠逻辑而是通过历史，资本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人们熟悉的私有企业制度的许多特征，不应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而要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在这里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拥有了企业。在这种形态中充满了财富和权威分配的后果，充满了工作权利、异化、社会冲突的模式的后果。
归咎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的其他许多特征——其中有，无保障、收入不平等、阶级矛盾、教育的劣势、政治晋升道路上的不平等和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如果不是从私有企业本身、而是从财富分配的历史不平等那里寻找根源，将会是更加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世界上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这种不平等的继承者。它们中没有一个在私有财产的市场制度的经历中消除了财富的市场化的不平等的后果。然而，这种市场制度是可以想象的。它们会很不同于任何现有的市场制度。
非市场和市场制度
如果把上述全部市场制度与特定的非市场的形式（现实的和假设的）放在一块概述一下，会使这些制度更具特色。
1．没有价格的权威。在这一极上，是不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的中央权威。纯粹的权威主义组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是这样组织的，尽管列宁在1918至1921年之间尝试过这样一种制度。
2．没有货币或真实市场的权威主义统计价格和生产计划。接近极端形态的，是政府对“市场”的计算而不是组织实际的市场。
它统计人为价格或影子价格以及其他大的数量级，试图作出最佳的实物投入配置和产出配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制度。
3．使用补贴价格的中央权威计划。接下来便是，权威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产出目标作出具体规定，同时采用对投入的权威主义配置，不过，这一切都得到货币支付和价格的推动。我们将会看到，这是苏联、东欧、古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办法。价格从未像它们在市场制度中扮演的角色那样起到信号和分配作用；经济的指导通过中央权威作出。但是消费品及劳务是在市场销售，而且劳动力是通过市场雇用。
4．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央政府权威限制在购买最终产品的范围内，它主要是靠对全部中间生产的市场协调。迄今为止这种制度仅仅是零散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市场制度内。
5．消费者主权的市场制度。无须任何中央政府权威指导生产；生产反映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它是世界上目前的市场取向的制度的主要内容。
6．公社。既不用中央政府权威、也不需要市场制度来组织生产。相反，分散化的高度自给的小生产单位寻求彼此间的松散合作。作为一种抱负，它已局部地小规模地实现于以色列的“基部什”之中。
每种市场制度（上述第四、五种）又分为这样一些制度：
A．政府所有制和经营管理
B．私人所有制和经营管理，其中又分为：
（1）人们熟悉的形式：所有者的管理和公司的管理
（2）工人控制
（3）合作社和非盈利企业
如果它看来是对各种抉择的一种方便的分类，那么请记住，它仅仅是一个蓝图。不仅现实世界的制度是混合型的（像下一章将要比较清楚地说明的），而且各种制度之间也存在着这个蓝图没有完全把握的差别：文化的差异，比如说，会使一个私有企业制度繁荣兴旺而使另一个私有企业制度萧条衰退；技术创新的某个步速会在一个制度中逐渐改善生活质量，但它在另一个制度下却起着阻碍作用，以致使社会陷于贫困；或者，像下面各章大量讨论的，在某些社会中存在着保持对称和秩序的热情，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却处处是随意的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