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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11、多头政治的和市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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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多头政治的和市场的控制
当市场制度与个人消费品好连在一起时，就它指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市场制度而言，它是一个大众化控制的制度。人们用他们的美元、法朗或卢比“投票”。所以，一个国家的铁路可以归属多头政治的或者市场的控制——或归属于二者的一个结合，像现实中许多制度那样。在许多国家，对公立学校的大众化控制几乎完全是通过多头政治进行，只把私人学校留给市场控制。医疗服务是混合式的：有些方面通过销售，因而受到消费者需求的控制；另外一些则是靠多头政治方式控制的计划实施，因而未在市场上出卖，例如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
为了把多头政治和市场清楚地看成是大众化控制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我们不得不穿透双重烟幕。之一是由现代经验、知识造成的烟幕。它表达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念，认为公司可以很好地实现它们想要做的一切，而且，撇开理论上的问题不论，消费者手中的市场控制的确只有很小的效果。抱有这种信念的人常常以安详的自信坚守它。他们仿佛没有受到下述证据事实的困扰，即：公司不得不出售它们生产的一切，并由消费者来挑选——在一辆新车和住房改善之间，在两辆或更多种类的汽车之间，在更多的鞋子和更好的食品之间，在土豆和烧酒之间。所有卖主，包括公司，只有靠对销售情况至少是作出足够良好的反应，才能够生存下来。人们不应否认大众化控制的存在，应当问的是，它的“足矣”是否真的已经足够。
另一重烟幕由那些错误使用经济理论的人所造成。他们的错误在于过分简化。每个公司都必须销售产品。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便是要说的一切。显然它这时处于它的消费者的控制之中。这些热心人并没有停下来，就下述可能性提一点问题：消费者也许缺少选择的能力，也许甚至受到欺骗，或者市场也许受到操纵。他们简单地把自己的信念停留在一个他们设想与现实世界会一致的模式之上。
特殊的比较
对两种制度的大众化控制作一些特殊的比较，有助于阐明这两种制度。我们把比较限于功能或行为，通过它们，市场和多头政治可以被认为是可行的抉择，因为还有相当多的功能是不适用于市场的。
撤职与改革
可以这样进行一种比较：如果Olivetti公司的一个潜在顾客不喜欢这家公司生产的打字机，他可以直接到别处购买。
这一可能性使得那些负责Olivettl公司的人随时准备采取对策。相比之下，倘若一个市政公共工程部门的“主顾”或委托人不喜欢它的成绩，却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不得不试图说服它的官员改变方式，在有些场合他可以威胁要同其他选民一道撤换官员。不过，他所获得满足的前景常常是很不乐观的。于是我们的讨论深入一步：撤职比内部改革的犹豫不决的努力更加有效。
对于生产什么产品和劳务的决定的大众化控制而言，撤职的威胁的确常常是一个简捷方便、操作迅速的机制。它经常取得简明和准确的控制，这种控制远远胜过公民们在生产问题上拥有的吃力不讨好的和仅仅是近似的控制，如果他们投某些官员的票、这些官员再来任免经济的行政管理人的话。
准确的投票投票的类似情况用不同方式阐明了同一个现象。如果人们多少想要某种东西的话，他们总可以用花钱购买的方式直接对它“投票”。与政治投票不同，市场投票是便利的，它是如此便利，以致消费者一天可以投一打票，而且天天这样。与无法预料候选人意图的政治投票不同，市场投票是准确的。一个消费者投票时准确地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比如，一种红白包装的100毫米长低焦尼古丁含量的一盒香烟。他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他的选择；在某些选择范围内，他获得的东西也会随之立即改变。在选举投票中，投票与结局的联系是松弛的和不确定的。
个人所得与公共精神
根据某些人对大众化控制的两种制度的看法，它们的区别是简单的。市场制度把决策权交给一个领导集团——实业家——他们的动力是赚钱，但没有丝毫追求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多头政治把决策权放到另一个集团——当选的官员——
手上，他们负有的正是这种责任。从一个质朴的选择观看，后者显然更讨人喜欢。
海豹是容易训练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吃鱼的好胃口。现在应当弄清楚的是，追求金钱的领导或许比追求公共利益的领导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领导人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市场制度正是干这件事的一个机制，它在社会控制的精确系统内应用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操纵赚钱过程，指导实业家沿着消费者开支引导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多头政治的控制的特点在于，尽管领导者也许有志献身于公共利益，这种控制本身却不包含大众化控制的任何保证。因为，公共利益可能不明确，或者仅仅由领导人自己用不符合民众决断的方式规定。
多头政治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征在于，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当选的领导人的责任多半是含糊不清的。这个由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选民们的经典演讲中所雄辩地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当选代表们仍然选择追随他们自己对政策问题的最佳判断。另一些当选的代表则选择追随他们的选民的愿望。我们看到，当选的官员也在进行选择：是满足选民中各种有力量有影响的少数人的利益，还是满足多数人或全体人共有的利益。投票者的控制减弱了，因为这些选择不是他们作出的。
在美国的制度和某些其他的制度中，一个国会议员可以选择为自己制造声望，其办法或者是对全国性争论加以领导，或者是把焦点集中在他自己的选民特别关心的问题上，或者是施舍好处和服务（包括授给他的选民某个官职或权力），或者给他的政党和政治上的同事以某项服务，他们能够在选举时帮助他和把他推举到另一个当选的或任命的官位上。这些全都是他的选择，不是选民的选择。
结局的控制或过程的控制
两种控制制度之间的差别有时表现为控制产出或结果同控制投入或过程之间的差别。企业由产出控制。无论它们从事生产，还是离开经营。但多头政治无法取得对于政府组织的同样控制。一个典型的抱怨是，“没有证据表明，用于改善学生教育的50到100亿美元的联邦开支有任何成果。”多头政治的控制仔细规定了预算、个人活动、组织统计和其他特殊的投入及过程；但是产出或结果仍可能逃脱控制。
不过，人们容易错误地想象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当面对一个力所不及的问题时，一个知道自己不能保证后果的商业企业将不会试图去干这个工作。然而，不可行的任务却有可能安排给一个政府机构。例如，如果担心海洛因的使用失去控制，政府机构会得到指示去为此做某件事，不论是否有人了解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它。因此，它实际上有任务的性质而非组织的形式；这一点使得大众化控制缺乏成效。
直接的和委托的决策
一个更基本的差别在于，尽管多头政治的控制和市场的控制，给予大众的不过是对必需的决策中一小部分的直接控制，但它们同这一比重所包含的内容却有很大的距离。
在所有大规模的大众化控制的制度中，相对于大众可能涉足的或直接控制的范围而言，必须做出的决策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为了实现大众化控制，有必要找出某种方式。首先，允许对少数可行的决策实行直接的大众化控制。其次，使所有其他委托的决策隶属于这少数的决策。不论是多头政治的制度还是市场的制度都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在上述两种场合，均可以实现“小人物掌权”的目标。
除了偶尔的公民投票，在多头政治中，人民直接决策的是那些选择最高领袖位置相当者的决策。选择和撤换最高领袖，是一种间接控制所有委托决策的方式：这些决策涉及政策和由最高领袖任命的其他领导人的选择。
在市场制度下，人民完全不对领导人作任何选择。相反，人民的直接决策是就消费品及劳务的最终产出说“要”或者“不要”的决策。对有关最终产品的直接决策来说，所有委托的决策——我们的论点在深入——是从属性的：例如，有关使用哪些人力和其他资源之后采用什么方法、在哪里活动、如何进行和由谁监督管理等决策。
最终产品的选择似乎——至少在最好的条件下——比领导人的选择最适合于大众化控制。消费者享受着对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准确的和迅速的控制。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预备好了成本的信息。实业家们从而被准确地告诉有关每种产出的数量，它是消费者渴望得到又有足够能力支付的。
委托的决策与直接的决策之间的从属关系——我们的论点在深入——是紧密的。由于每个公司受到许多竞争同行的压力，它不得不找出最能盈利的技术、位置和人员，否则它就会被赶出经营圈。对经营者来说，很多委托决策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只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它允许企业继续生存，而错误的答案则不能。一切委托决策对直接由消费者作出的选择的从属性，是完整的、准确的、未加任何修正的。这当然是市场控制的一个理想的版本。但重要之处在于，人们无法想象类似的多头政治的模式。在那里，直接的选择紧紧控制了所有由当选官员作出的委托决策。甚至理想化的多头政治也不能保证委托决策与直接决策的类似关系。
垄断
且不论理想的市场，人们常说垄断（对此我们至今几乎还未说一个字）事实上造成了通过市场的大众化控制的失败。
垄断确实蔓延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公司通常实行了对于价格和产出的某种程度的垄断控制。农场主通过生产合作社也有此类行为。有组织的工人通过工会实行某种垄断。医生和律师则通过行业协会。各行各业，如理发师、酒类零售商和干洗商等，则通过限止进入的许可证法律实行垄断的。甚至连街角药店或邻里服务站也因为在位置上比竞争对手占有优势而享受垄断权力。”
对于有全国性市场的大公司来说，一个共同的模式是在有大量买主的情况下，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例如，在美国汽车制造行业，4家大公司占有99％的产出，或者，在农机制造行业，4家公司占有一半以上的产出。可能在美国多达60％的制造业产品由这样一些企业生产，它们依照自己与本行业两三家主导性的大公司的关系制订生产计划和价格。尽管垄断无疑是市场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学家对它的规模和特征有争议），可它同多头政治的缺陷相比，仍是大众化控制的一个次要毛病。这个或许让人吃惊的断言可以找到一个特别的理由。垄断削弱了对大众化控制的反应，但它既没有消除反应，也没有导致反常的反应，就像多头政治内很普遍的那样。撇开鲜有的、甚至是异乎寻常的环境不论，它绝不会使一个垄断者获利，如果顾客发出了较少需求的信号，这个垄断者却生产得较多，或者，反过来，当顾客发出了较多需求的信号、他却生产的较少——像多头政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
少数制造厂家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ly），垄断竞争（mon －opolistic competition），买家独自垄断（monopsony）——
垄断的这所有形式——都是这样的市场形势，在那里，一个买主或卖主可以通过限制购买和销售，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价格，或者能够用某种方式根据他的优势直接确定价格。相对于严格的竞争性企业（完全通过生产的扩张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言，需求中的某些增长会产生一个根据较高的价格和增加生产的某种结合作出反应的垄断者。因此，在许多环境下，垄断的后果是以垄断价格的形式对被垄断的商品征收了一个税收。在垄断的各种可能的表现中，对消费者控制的反应已有条件地取决于一个税收，或者被放慢了，或者被减少了；但是，重申一遍，这种反应既没有失效也没有歪曲。
相比之下，多头政治控制的不完善性是极为严重的，在大的多头政治中可能格外严重。在政治的走向上有着不计其数的可能性，即：在多数选民的要求面前，它要么完全不理睬，要么转向相反的方向。例如，对候选人来说很平常的事，由于多数选民在对立的候选人面前分散了，某个候选人便以反对多数人的多数决断当选成功。阿连德（Allende）仅靠36％的票数赢得1970年智利的选举。尼克松仅用43％的选票赢得1968年的选举。或者，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的原因，可能拒绝响应大众的要求，他们指望自己在政治上的不让步到下次选举到来时将被人们忘却。或者，公民们也许缺少有效的办法传递他们的决断，既然在任何一次竞争中候选人会对许多问题有不同见解、胜者因而能够把他的获胜解释为在任何一个或少数他选择突出的问题上得到的委托授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工党的工业国有化过程是在选民们授权的一个名义下完成的。后来的选举研究报告显示，选民们所以选择工党，完全是出于其他理由。
多头政治的不完善性，或者起源于争夺权威的基本斗争，或者起源于准确控制官僚制的不可能性，或者起源于它的理性选择的不充分机制，尤其是经济选择的不充分机制。所有这一切不完善性都会经常妨碍政府对民众决断作出响应，或者造成政府方针移至同民众决断背道而驰的方向。
而且，对候选人而不是直接对政策问题投票，将使获胜的候选人进入议会、立法机构和内阁这类复杂的组织中。由于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内部运行程序，例如美国众议院的资历规定（即：国会任何委员会内任职最久的多数党议员自然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译注），这些组织的决策不会事先响应选民们的直接选择或投票。
需要记住，多头政治的政府不止是设计用来取得大众化控制的，而是为了遏制最高权威的权力。立法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分离，比如：使最高权威的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都成为对方的监督者。所以，多头政治的政府是一些实体的集合，这些实体由于其可怕的能量而全都被大大削弱。其结果，一旦公民们要求做出某件事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么越轨、要么不起作用。
不仅如此，在市场制度中，个人或企业的卖主需要市场的投票不断沿续。相比之下，许多政治领导人则试图摧毁多头政治的控制。不少人成功地做到了它：例如，柬埔寨的朗诺（Lon Nol）和巴基斯坦的亚赫亚·汗（Yahya Khan）。
只要不对选举作严格的控制，在这个过程里就会存在腐化堕落，例如甘地（Gandhi）女士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
为什么垄断者是阻碍而不是终止或歪曲大众化控制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选民”面前常常有许多机会用别的候选人代替他不满意的任何候选人。这一代替对“选民”是某种成本——如果不是成本，垄断就完全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不过，存在着多种代替的可能，虽然这比消费者愿意的要少。
根据这一论述，人们应当注意，垄断不是竞争的对立面，仅仅是对竞争的一种遏制。竞争的选择总是存在于多重性之中。典型地讲“垄断”是指在销售同样产品的企业中利用或者放弃竞争。不论企业间的竞争是否遭到削弱，不同行业部门之间产品的替代，却始终保持了产品之间竞争的勃勃生机。
产品之间的竞争比人们从麻烦里所见到的要强有力得多。工艺技术的替代或竞争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人们可以用天然气、石油或煤来加热他们的居住空间。组织的替代是另一种形式：
人们可以通过向银行、储蓄和信贷协会、邮局（在许多国家）、保险公司或投资经纪人的“购买”，来获取对他们自己基金的保管服务。家庭服务与商业服务竞争。如冰箱、收音机、床或衣物一类的耐用消费品，旧的产品和新的产品之间展开竞争；消费者在新的价格降低以前就换下了旧的产品。像剧院门票、假日旅行、新奇食品和居室装修这类非根本的购买，根据尽量舒适愉快的原则彼此竞争。在舒适愉快方面，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弹性，因此它给予潜在的垄断者的空间相对于基本食物和最低限度的住房需求所给予的范围要小。在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多数消费开支是用于舒适愉快方面的。
实际上，所有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所有其他产品竞争。
并不奇怪的是，保守的经济学家趋于反对垄断的重要性。
但在光谱的另一极，保罗·巴兰（Paul A．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现代资本主义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的作者们，竟然同意把竞争作为一种有力的大众化控制而保存，因为它引导生产者给予消费者想要的一切。竞争控制力量的一个经验，是生产成本下降的压力。这方面，他们相信，在垄断资本主义中，这种压力与大公司崛起以前的情况相比“依然故我”。公司在不断地展开着“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的斗争”。
公司的权限
如果垄断是市场的大众化控制的主要障碍，我们现在能够——现在根据上面它与有缺陷的多头政治的控制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市场制度有可能运用的那些地方，多头政治作为大众化控制的一个工具远逊于它。不过在对最重要后果的市场控制上，存在一个深刻的缺陷。公司的执行人采取一般地讲未包括在垄断概念中的方式，行使着处置权限方面的权威和其他的控制，使公司在相当程度上躲避了通过市场制度的大众化控制。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考虑一下市场制度里消费者控制的准确程度。一个消费者能够对保险或医疗服务有效地投票、使之符合他的偏好吗？或者对厨房中的一种炉灶？或者对治头疼的一种药丸？不行，我们看到，如果他不能在技术的基础上对所提供的服务的特点作出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不是很胜任的。就他无能为力的那些方面而言，正是公司的官员替他作出了许多应由他作出的决定。他对公司官员的控制是不完全的。
此外，如果公司故意错误地向他提供自己的产品，他对它们的控制能力甚至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不应忽视这一明显的问题。市场制度的规则和激励鼓励卖者打消关于产品安全性的任何顾虑，这种产品在许多环境下有利于盈利而不是消费者健康，在这些环境中，对消费者健康的损害不能明确地与产品的使用联系起来。化学药物采用了使人困惑不解的新词，食品工业顽固地坚持把大量的添加剂放入包装食品中，这些使我们淹溺在消费者的无能为力的状态和公司为维护使它们满意的赚钱来源所释放的勃勃能量之中。这类现象之多已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即既然新的化学食品添加剂每天都在发展但都没有经过对长期后果的严格测试，世界上许多人的重大疾病从现在起将会是人为制造的流行传染病。第16章将对这类典型的产品作更多的论述。
一个能力很强而且消息灵通的消费者能够对他想要的产品准确地投票吗？这只有当公司主动把产品推上市场时。尽管消费者行使着有力的否决权，但主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公司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中，美国的汽车工业显示出，这一工业部门对消费者意志的反应可以是极其缓慢的。
直到近几年，整个汽车行业还是固执地坚持排斥小型汽车的立场，以致于把它们的市场留给了外国企业。很清楚，公司牢牢控制了它们响应消费者需求的时间选择和满足程度，包括在十年内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中无视消费者的可能。这种可能对消费者控制的损害远远大于垄断造成的损害。它何以能够发生？
对于任何大的、资本密集型的、工艺复杂的企业（它面对的是一个仅仅部分可预测的未来），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生产和销售战略，这种战略将避免亏损、使利润最大化，将加强销售或公司领导人追求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连简单的利润最大化也是复杂的。企业应当拿走它在最近的未来可以得到的全部利润吗？它应当减少它目前的雄心、以便吸引那些从长远看也许有可能获得更大利润的顾客吗？消费者可能实行的最严格的控制，也不会使这些和其他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它们仍然处在企业执行人而不是消费者的权限范围内。
委托决策的权限
就我们讲的委托决策而言，公司的权限尤其范围广泛。在一个市场制度中，直接的消费者决策局限在就生产什么和以什么数量生产的问题上说是或不是。委托决策涉及的是所有其他对生产有作用的决策：其中有，技术工艺问题，劳动力的组织问题、厂址问题以及贯彻执行的权力等等。即使是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除开最低成本方面的决策之外，消费者对它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存在的。消费者控制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广泛的领域中的应用，几乎没有什么是轻松的、有影响的和准确的。煤矿公司管辖的10个主要企业显示出一个记录，在一段时期内，每百万劳工雇员中有40多个人死亡，比较而言，钢铁公司所属的煤矿的伤亡人数不到8个。采掘行业人力成本的这个差别成为公司执行人的处置权限；显然，消费者的控制对它不具有重要的影响。
公司执行人行使他们的权限，如是将任何产品或劳务的生产分散到小企业那里去，还是把它集中在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上。近年来形成的多种行业、企业的大型联合集团，就是公司权限的决策的结果，它们与消费者的决断没有多少联系。
这类公司权限内的决策——并非大众化控制的决策——决定着经济的产业结构的基本轮廓。
公司执行人在自己内部的广泛权限中，也决定着是否应当用自动化取代工人，以及何时技术革新应当投入应用。公司的权限导致在欧洲采用先进的基本吹氧工序已10年之后，我国还守着平炉方法。无人能够否认的是，有关大气、水源和地球遭到污染的工艺技术方面的决定已放到公司主要决策人的手上。
公司执行人还决定如何筹措新的投资资金的问题。通过有关重新投资而不是分配利润份额的处置决定。他们事实上实现了对社会机制的一个重大的重新构造，而政治—经济制度正是靠这种机制来确定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配置资源。
公司的储蓄目前在美国已占了全部净储蓄的40％。
70年代，诸如瑞典的Volvo公司等许多公司已开始试验新的装配线。是把工人同一种常常是荒谬的技术联系起来，还是把他们组织进入可能更加人道的过程，这属于公司权限范围的决策，非大众化控制的决策。
通过公共关系和商业广告的名义，公司执行人也决定了公共信息和思想控制的巨大努力的规模和特点。他们还决定由谁担任经济管理中的各种最高职位。尤尼莱佛公司（Unile －ver），英荷壳牌石油公司（Royal－Dutch Sholl），考陶尔茨公司（Cowtaulds）或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等大公司的执行人到达他们现在的权威地位，不是靠民众选举或政府任命，而是靠内部选举。公司的执行人决定着是否以及以多大数目，用公司的基金来支持教育和研究事业。通过资金的安排，有时还有人事的安排，他们给各种各样的社会共同项目——图书馆、娱乐中心、重新培训中心以及诸如此类——注入了生命或令其死亡。关于他们自己的权限方面，公司执行人决定着是否、何时、什么问题，站在哪一方，来把他们的能量和资金投入院外游说或政党组织之类的政治活动。
随着商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公司的权限构成了对大众化控制的日益增长的严重威胁。一个大公司的处置决定（建立或者撤销），可以创造或者毁灭一个城镇，污染整个城市的空气，打乱国与国之间的支付平衡，和断绝成千上万雇员的生计。
一本从“理论”上无视委托决策的公司权限这一现象重要性的教科书，可以采取下面叙述方式：消费者的控制将使每个企业在一切委托问题上找出一个最大限度盈利的正确决定。假使消费者控制没有做到它，那是因为有垄断；讨论到此时，重又回到人们熟悉的垄断问题上来。然而，事实上，哪怕是在高度竞争的条件下，如我们所见，公司的执行人也不可能毫无差错地为他们的复杂问题找出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既然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行使自行处置的权限。甚至从原则上讲，也不存在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对一个新工厂的最低成本的核定，比方说，取决于可能生产的一系列产品，取决于工厂所具有的灵活性，取决于估计成本和收入运动过程的整个时间，不过避免的是，公司的执行人发现委托决策操在他们手上，而没有任何来自大众化控制的引导，甚至没有趋向最低成本的压力。
权限范围内的混合的大众化控制
作为对上述内容的反应，我们不会不去寻找一个假定的可能，即一种混合式的大众化控制，它把对产出的市场控制与对委托决策的多头政治的控制（市场控制在后一种控制中是无力的）结合起来，尽管它也许是一种微弱的控制。分区制和土地使用法就是例子。其他例子还有政府对劳资关系的某些方面的控制、安全保障的市场、环境保护，以及多头政治里正在形成的经济计划形式。但混合方式迄今为止仅仅处在胚胎状态。没有一个多头政治完全承认了大众化控制的漏洞，这反映在对仅仅明显隶属于消费者偏好的主要决策范畴的有严重缺陷的市场控制上。
历史地看，企业家进取心最终还是击退了多头政治的控制对公司权限的这些巨大领域的任何大规模进攻。企业家们雄辩地认为，市场制度的规则需要企业保持对成本的控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它们保持对所有从属决策的控制和自由实现最低成本的结果才行。但是，如果企业不能够毫无差错地找到最低成本的决定，如果万一存在有赖于公司战略的可供选择的最低成本决策，那么逻辑的结论是，多头政治的管理并不必然导致较高的成本。
一些经济学家会看到来自于政府管理的多少有些不同的威胁。他们担心，多头政治对市场控制的取代将会——通过施加给企业的“仲裁”成本——破坏有效价格体系。确实，多头政治的控制可能这么做。然而，原则上讲，如我们所见，企业决策中含有一系列自由处置的权力；在这一系列权力中，多头政治对企业的过分要求给有效价格造成的损害不会超过企业权限本身造成的损害。而且，在那一系列权限内的多头政治决策，原则上可以系统地使企业决策进入政府希望的方向——增长、能源保存、环境保护，或国家的其他任何目标——
而不必把企业决策留在偶尔的企业方针或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决定的范围内。
然而，我们正在讨论的混合式控制的可能性不过是一张蓝图，因为像我们就要见到的，对于想象中的这种混合式控制的实际建立、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目前我们还只是看到了某种程度上对在新的方式中结合政治—经济的各种控制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的东西。下面，我们可以考察实际的可能性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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