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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13、实业界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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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实业界的特权地位
人们或许指望，集中的生产计划——不管它有什么优点——至少会在少数多头政治中，在民主的压力下得到尝试。然而，它的普遍敌意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真正的大众化控制在多头政治中甚至比以前各章描写的更加虚弱。我们对这种可能性将要进行的考察，不光是为了解释多头政治对中央计划的敌意和对市场的普遍依赖，而且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多头政治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多头政治完全不民主吗？多头政治被实业界和财产控制了吗？我们从这一章开始将分析实业界在一切私有企业的市场取向的社会的政治作用。这个作用不同于人们通常想象的内容。
我们将会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角色。
作为市场制度内的公共官员的实业界总经理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有关收入分配的决定显然是政治的或政府的决定。在没有市场和工资的情况下，收入份额将不得不由某个公共权威加以管理，可能将以定量配给作为手段。在这一制度下生产什么的决定也不得不由政治的或政府的权威作出。所以，类似的决定也出现在对不同生产线的资源配置上，不同职业和工作地点的劳动力分配上，工厂的位置、生产使用的技术、产品和劳务的质量、新产品的发明上——简言之，在生产和分配的每一个重要的方面。所有这些决定都被承认为公共政策决定。
在所有社会中，这些事务都必须做出决定。它们对于任何社会的福利都具有重要的后果。但是，在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中，它们主要不是由政府官员而是由实业家决定的。把这些决定委托给实业家，并未消除它们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从它们的后果、它们的公共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企业的领导人就是政府的官员；它们的职能之归属政府，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私有企业的制度中，不论是否多头政治的制度，它们的职能依然具有公共的后果。而且，在所有这些事务上，实业界的执行人（总经理）不仅做出重大的决定，像我们在第11章见到的，而且在创造它们方面亦行使着广泛的权限。
比如，在一段为期20年的时间内，欧洲的钢铁公司通过允许钢的价格波动，使产出和就业相对稳定，而美国的钢铁公司用产出和就业上的波动，使得价格稳定不变。它对于职业、经济增长、价格、收入平衡等等，是一个后果极为多样的处置权的选择。但这决定正是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而非政府官员作出的。
不过，我们几乎无需深入说明市场中公司处置权决策的公共后果。第11章已勾勒了主要决策被公司把握的情形。在所有的私有企业制度中（不论是否为多头政治的制度），公司的决策者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劳动组织的形式、产业的位置、市场的结构、资源的配置，以及当然还有经理们自身的酬劳和地位。在有关生产什么、用什么数量生产的问题上，他们也是直接的或近似的有权力的决策者，尽管他们要服从于重要问题上的消费者控制。
简而言之，在任何私有企业制度下，一系列主要的决策被转移到实业家手上，不论是小的决定还是大的政策。它们取代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对他们加以广泛的观察的话，实业家们已成为一种公共官员，并行使着公共的职能。对于多头政治，这一情形的重要的逻辑结果在于，公共决策的一大片领域已从多头政治的控制下挣脱。在现实世界所有多头政治中，某种实质性的决策范畴已不再受多头政治的控制。
作为政府和政治的官员的实业家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仅仅是对市场取向的社会中的所有私有企业的实业家的公共角色的最初描述。作为实业家在市场内的“公共”责任的结果，则包含了大量内容。看来有理由说，实业家（一般而言）和公司执行人（特殊地讲）在政府中充当了有特权的角色，这种角色是除了政府官员之外任何领导集团都无法比拟的。让我们仔细检查一下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分析的每一步都将参照这些制度令人熟悉的某一方面，而它们内涵的总和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忽视的。
由于市场制度的公共职能掌握在实业家手中，那么当然，就业、物价、生产、增长、生活标准、个人的经济保障等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对实业家如何发挥职能漠不关心。衰退，通货膨胀，或其他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推翻一个政府。所以，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照看实业家们履行他们的职责。
无时无刻人们都能看到政府关注实业界表现的丰富证据。在多头政治里，避免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的政府责任是选举中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在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有关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它们对经营活动的后果。在对水利、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的补贴和其他援助中；
在专利保护中；在公平贸易管理中；在关税政策中；在通过外交部的海外贸易推动中；在享受补贴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中（近来明显表现在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协作，美国的宇航工业上）——在这些制度中，政府用无数形式承认，需要鼓励实业家奋进。
不过，让我们注意这些制度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特征。宪法条款——尤其是财产法——规定，虽然政府可以禁止某些种类的活动，它们却不能命令经营活动。它们必须引导而不是命令。它们因此必须给实业家提供好处，以便激发所需的表现。上述例子均为提供好处、而非发布命令的例子。
传统经济理论最严重的错误见解之一是，从为实业家被对他们的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引导履行职能，仿佛单靠买者和卖者的交换关系就能推动完成市场取向的制度下的大量生产任务。在如此虚弱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任何高生产率的制度。还需要的，是由政府提供、以市场和政治的好处形式出现的一套引导办法。而且，由于市场需求不会自发生成，它们也不得不靠政府培养。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府由于这些必需的行为，经常是很忙碌的。例如，在18世纪，英格兰出现了差不多1000个地方道路养护当局（段所）。当铁路运输变成现实后，特别的立法——1844年至1847年间有600多个议会法案——给予铁路公司有吸引力的好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议会通过了几乎4000个圈地法案，它们不仅创造出商业化的农业来代替生计耕作，也驱使劳动力大军进入工业雇员行列。
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政府推上一个主动支持经营的角色。
早期联邦关于银行、运河和道路的方针也是如此，政府对西部铁路实行了大量优惠；反垄断法的法律解释，针对的是工会而非商业企业；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是为了保护在拉美的美国企业；公用事业法的使用是为了保护经营收入；公平贸易法明显地从公共目标转向对垄断特权的保护。
在美国，像所有其他的市场制度一样，现代公司所以能够发展，仅仅是借助于19世纪中叶制订的新的公司法的支援（它限制了股东的责任义务）和其他一些方式（它们授予大企业的组织者新的权威）。在美国，法院修改了“第十四修正案”，使其由原先为了保障过去的奴隶的权利变为保护以法人的新角色的出现的公司的工具。
比较英国和美国，欧洲大陆的政府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明确承担了发展私有企业的一种责任，德国尤其明显。或许是以欧洲为师，日本在以信贷、补贴和法律特权支持商业企业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那么，什么才算必要的导向的清单？凡是实业家在完成市场制度交给的各项任务时所需要的条件，均可划入清单之内：收入和财富，服从，威望，影响，权力和权威，等等。这些制度的每个政府都承担一种责任，去做为确保利润所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利润高到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就业和增长。
如果实业家说，像他们已做的那样，他们需要税收上的补偿才愿意投资，所有这些制度中的政府都会认真考虑这个要求，承认税收上的让步也许确实需要。在这些制度下，这类让步实际上已经做出。如果公司的董事们说，化学工业需要在研究和发展上得到帮助，政府会再次承认这种可能性，并且提供所要求的一切。如果公司总经理想要请教政府官员，包括总统或总理，他们将受到接见。当这些社会的实业家责任是既定的时候，一个拒绝给予他们咨询的高级官员会是一个愚蠢的人。如果公司的掌权人要求——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否决管理职务上的某些官方任命，它们会再次得到认可，官方将认为这种退让对于指导实业界的活动或许是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熟悉的。下面将会看到，有的时候政府还提出要与公同官员分享正式权威，作为引导经营活动的一个好处。
因此，在政府官员眼中，实业家们不是简单地作为某个特殊利益的代表出现，像利益集团的代表那样。他们是以履行职守的官员身份行事，这种职守在政府官员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当政府官员问自己，是否实业界需要一个税收优惠时，他知道，他正在问一个有关全社会福社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给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以一个好处的问题，这在他必需考虑是否应当对某个利益集团作出反应时更具典型性。
任何一个理解自己位置要求和依靠实业家的市场取向制度的责任的政府官员，都会给予实业家们以特权地位。他不是只有在受贿、被蒙蔽或遭到压力时才这么做的。显而易见，他完全懂得，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共事务掌握在政府和实业界两个领导集团的手中，他必须尽力合作，而且，为了使制度有效，政府领导人必须经常依从实业界领导人。两者之间的协作和服从处于这类制度的政治心脏部位。不能够让实业家自己去敲政治制度的大门，必须邀请他们进来。
西德实业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评论政治的世界说，“它对企业家不是异化的世界；它属于他自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
根据在杜邦（Du Pont）公司的经历，一位美国作家写道，“实业界地位的力量和政府地位的虚弱在于，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其程度恰似实业界做的那样，人们需要它，所要求的甚至更多。”领导的双重性使人回想起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性，从错综复杂程度上看，实业界和政府的关系不亚于中世纪的那个双重性。
所以，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政治采取了一种在相当程度上传统的政治学所忽略的特殊变化。然而，理解政治在市场取向制度中的特点，并不需要任何的政治阴谋理论，不需要任何联系政府和实业界领袖的共同社会起源的理论，不需要任何由秘密势力作出的关于权力精英的粗鲁断言。实业界只需要诱导，因而只需要在政府和政府中有一个特权地位，如果让它克尽职守的话。
其他的特权地位？
实业家据有特权地位——即在政府和政治中成为第二个主要领导——这一命题可能会受到什么挑战？几乎无法否认，在市场取向制度中需要实业家们的成就。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对它只能加以引导而不是命令。从而，不能否认，政府官员必然渴望找到和制订合适的引导。但是，或许还有其他的集团由于类似的原因而享有同样的特权？看来有理由认为，可能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占有同样特权地位的劳工领袖们，却没有占据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工会没有提供最重要的服务。相反，他们的作用是维护局部性的劳工利益。但是劳工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服务，有人也许这样回答。
假如他们不工作，整个生产系统将陷于瘫痪。
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工人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特殊的政府引导。他们的生计取决于它。他们的地位全然不同于有选择余地的实业家。后者不会拿企业的资本、信誉或支付能力冒险，去从事某项经营活动，除非条件有利。谁都可以见到这种差别的经历。在全世界，人们在普通职业上工作，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干这些工作。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缺少号召企业家进取精神的条件，这种东西还未出现。只有得到充分满足时，实业家才会出色地扮演他那种特殊角色——这个角色是市场取向制度非常需要的。
不过，看起来，工会的组织和雄心到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至少把某些情况下的工人或工会领袖推到政府的某个特权地位。如果工会能够成功地阻止生产（不是一个企业或行业，而是波及广泛的大罢工），这种事就会发生。但是，一般地说，一场普遍的罢工是不可能的（除了几天时间的一场示威外），因为哪怕是在多头政治中它也会激怒政府。导致后者挫败罢工，像1926年英国那场夭折的大罢工那样。简而言之，在给予实业界一种特权地位的同时，市场取向制度的规则禁止让劳工争取类似地位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以，对工会领导人和他们的工会，仅仅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才接近一个特权地位。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是纽约市政雇员对罢工威胁的使用。他们在纽约市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一些集团断断续续地取得一个有限的特权地位。美国的内科大夫在健康问题的决策上享有特权，因为政府官员害怕他们的表现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如果他们不工作的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务部队拥有一个特权地位，因为较高层的政府官员知道，如果不满足这些力量，它们会推翻它们表面上的主人。农场主们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实业家，而且享有经营上的特权地位。但是许多很小的农场主不比普通工人拥有更大的活动选择余地。
变化中的特权
实业家们要求的、作为使他们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现的一个条件的特权，其程度和特点是因时因地而宜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对于一些企业和部门的国有化来说，已废除了某些陈旧的特权。在市场取向的许多制度中，商业企业被课以比从前更重的税收。它在一些方面也必须服从越来越多的管理——如对产业关系、垄断和目前的环境污染的管理。很清楚，实业家共有的对于政府优惠的要求，比起为激发他们应有表现实际所需的更多。比如，有些优惠已被去除，他们的表现却没有因此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某些特权的废止看来需要制度补偿以新的东西——例如，税款的赊欠。1963年美国制造业设备的纯投资额的40％，估计是来自于1962年投资税的赊欠。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政府负担了为实业界所需的研究和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成本。通过对垄断的形形色色的保护，如公平贸易法，政府也给商业企业提供了保障。在某些产业，政府通过租让设施给企业（它们不想建造自己的设施），分担了或承受了建造新工厂的风险。美国国防工厂的厂房设施有一半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用信贷帮助不景气的企业摆脱困境。在西欧最近的大部分投资项目中，实业家被带入一种新的和政府官员密切磋商的关系中。
很多新的特权（它们是对某些取缔了的特权的补偿）并没有承认到如此地步。比如，城市的改造，逐渐开始了对零售商、银行、剧院、公共设施、股票经纪人和建筑承包商的援助。公路的发展促进了一个长长单子上的许多部门，如水泥、汽车、建筑、石油、建筑设备和卡车。但公开宣称的城市改造和公路发展的目的不是援助实业。
实业家之间的冲突
在某些需求上——那些属于企业自主权的需求，如私有财产，有限的营业税，税收上的鼓励——实业家们的决断相对而言是一致的。在另一些需求上，有些实业家想得到这种好处，另些人则想有其他好处。实业家们在这类需求上的不一致，通常对他们据有的特权地位不构成一个障碍，因为给一个实业家某个好处，并不必然要剥夺另一个实业家的所得。
当然，在有些问题上，给实业家群体的某一部分好处也意味着从另一部分那里撤销特权。比如，大型肉类罐头食品厂的老板可能施压，要求制订商检法，这种法律通过提高小食品厂的成本，使大厂具有竞争上的优势。但政府官员有可能找出补偿的好处给予小罐头食品厂，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如果政府官员懂得这种矫正是必要的话。
两个集团间的相互调整
到现在为止我们强调的是实业家对政府的控制。但是，控制当然是双向的。简单概括起来，相互的控制仿佛如下所述：
政府对经营活动行使着广泛的权威。
但是这种权威的行使，由政府官员的一种关注所限制和构成，这种关注考虑的是它对实业界可能的反作用，因为反作用可以导致失业和政府官员不愿接受的其他后果。
在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政府的权威又一次被它对在实业界可能的反作用的关注所限制和构成。
所以，甚至连关于实业界的未表述的反作用的可能性，也作为对政府权威的一个无所不在的约束发挥作用。
看到政府对经营实绩的关切，实业家、尤其是大公司的经理们便有恃无恐地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暗含威胁的卑劣举动，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
由于这一切原因，实业界的当权者们不仅一般地讲在政府满足经营需求方面享有特权，而且作为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者扮演了有特权的角色。
至少作为一个假设，如果政府对经营活动不满意，它可以选择拒绝给予进一步的特权优惠，以及径直在一个企业、行业或整个系统中废止私有企业。但是，由于没有这一过程，政府不得不满足实业界的需求，作为引导经营活动的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哪怕是在缺少多头政治的条件下，市场和私有企业也采用了最大限度的相互调整和政治多元化。相互调整并不总是直接通过会议形式和实际谈判实现的。政府也不总是进入同实业家的公开交换。相互调整往往是非人格化的和隐约不现的。它作用的形式，是行政当局、立法官员和法院对经营需要的一种缄默的言听计从。它依赖于大量的共同的心照不宣的理解，实业界和政府的两个领导集团都具有这种理解，其内容涉及企业能否有利可图地运作的条件。
此外，实业界经理们被承认接纳进明确的谈判、讨价还价和相互说服的圈子，而这是一般公民可望不可及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工会领袖和农场主代表及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得到这种承认。但是在协商过程中，公司经理享有特权地位，因为，他们（而不是利益集团的领导人》是以其能量成为“公共”官员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业界与政府之间为数众多的冲突以及实业界方面的失败，并不构成缺少特权的证据。实业家们知道他们必须握有一些特权，他们也知道政府官员完全理解这一简单事实，因此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他们还始终一贯地抗议任何削减他们特权的建议。他们并不太想尝试理解自己的需要。这样做可能会在政府的谈判桌前削弱自己。所以他们经常在新的管理施加给他们时预言可怕的后果，之后又迅速找到适者生存的方式。
看来，政府与实业之间的争论是强烈的，因为（不是“尽管”）它们在政治—经济秩序中充当了主要的领导作用。两个对立的又是合作的领导集团不可避免地互相抱有敌意。它们还将把它们的一部分能量用于欺骗对方，各自都试图取得有利地位。然而，冲突总是发生于一系列争议之中，这个争论受到他们的理解——即他们共同构成制度的必要领导——
的结束。他们不希望摧毁或严重削弱对方的职能。
因此，他们并不争论他们共生关系的基石——比如，私有企业本身、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企业自主权的一个总的标准。它们的争论总是仅限于次要问题的范畴——例如税率、特殊的管理办法、对实业界的推助方式。想想实业界和政府对政治—经济生活控制的可能组合的连续统一体——它的范围从商业企业的极端的自主性（放任主义的某些极端形式），到极端的终止权利（在这里自主的商业企业销声匿迹，生产被政府机构把持）。政府和实业家不会对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位置发生争论。不过，比较狭窄范围内的差异会不断出现。
看来这个范围也在渐渐变化，几十年来，它朝着较少的企业特权和较多的政府权威的方向转变。但是，任何时候，即使允许实业家逐渐学会依靠在政府中更少的特权地位活动，仍然会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特权，没有它们，诱导方式就无法起到激励作用。一个事例是，大型跨国公司总把这类特权要求强加给小国。要么满足这类要求，要么公司去别的国家。
特权地位的范围
有关实业界的特权地位和一切私有企业制度中领导的双重性，这方面我们刻划的一切特征，均有赖于对这些制度中我们熟悉的方面的观察。无论如何，对关键之处作进一步的描述，将有助于阐明这种现象。
我们已经见到，政府官员总是习以为常和明白无误地承认使公共政策适合于实业界需要的必要性，无论何时，比如说，当他们谈论用税收或货币政策激励经营时。然而，他们这种认可的明确性和准确性常常进一步发展，以致廓清了实业界特权地位的整个范围。比如，在一起对Richard－MerC rell药剂公司的起诉案中（它的产品MER/29导致包括白内障在内的许多症状），法院最终判定，在10年试验期内，这家公司一再隐瞒药物危险的证据，填写虚假的报告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但法官拒绝判处惩罚性的损失赔偿金，担心如果他那么做，“一个产品上的某个非同寻常的错误，可以结束我们关注的这种事物的经营命运。而它在以往曾经有过大批出色的精心制作的产品。”这是一个小巧而简单的例子，它最终还是承认了使公共政策迁就经营需求的必要，假如经营毕竟是在完成它的任务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比特·彼得森（Peter Peterson），时任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宣布说：“政府不得不以一种有计划的和有目标的方式培养”最有发展前途的那些产业——他指的是美国在海外的企业。还比如，在评价一笔给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的2．5亿美元贷款的行动时，美国商业部长约翰·康纳尼（John Connally）说：“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倒闭的影响将会达到一种从国家经济复苏的利益衡量是不应允许的程度”。一位印度文职官员说：“官僚机构这时处在一个十分虚弱的位置上，如果它寻求与某个实业集团对抗、尤其是当后者说，‘你们必须按照这一工业部门的要求去做，否则你们将造成危机、破产和失业’。”
实业家们有时也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不仅表现在纸面上，也体现在行动中。例如，在联合王国，英国产业联合会（现已并入英国产业同盟）一贯保持着同各官方机构的正式的和平时非正式的联络，如财政部，贸易部，内务部，住房部，教育部，地方政府部，动力部，交通部，航空部；此外它还经常与其他部委联系。依靠如此有深度和大规模的作用影响方式，产业联合会“活动起来似乎就是行政部门的产业同事，它尽量避免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压力集团。”“它看上去和实际上都如同政府的一个部门”。
在日本政治中，实业家、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超过了美国或西欧的多头政治。它已形成这么一种联系，那就是，政府官员已不同劳工或任何其他集团建立联系。
这一结果的取得是各种手段，包括家族关系、校友关系、政府官员个人改任实业界职位等等。“实业变成政府关注的首要事务”，实业界和官僚制成为“同一现象”。一位总理大臣把日本经团联描述为国家航船的“指南针”。
美国一家公司的前公共关系官员向实业家们建议道：“要让公众了解，实业界的气候在决定是否建造新的工厂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防备了那些攻击、干扰实业并对它过分征税的人。”他谈论的是一个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共同现象：从国家和地方政府那里摄取特权。对实业界要求的其他许多响应，也一贯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如果政府对实业界要求的迁就一向如此和让人熟悉，它有时也会造成出乎意料的变化，这种变化更新了我们对公司经理在他们那份特权上的力量的理解。比如，理查德（Riccard），（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说，除非英国政府同意向（Chrysler）的有麻烦的英国分公司提供大规模的支持．公司将被迫关闭它在英国的五家主要工厂和解雇那里的2．5万名工人……。威尔逊（Wilson）首相斥责了理查德的最后通牒，愤怒地抗议克莱斯勒使政府‘被一支手枪顶住了头’。但上周初，威尔逊首相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他同意还是帮助克莱斯勒。政府对实业界要求的响应还以其他难以预测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法律的一个奇特内容是，它允许公司继续使用那些被判定有罪、尚处于缓刑期或刑满释放的前公司官员，但工会官员在宣判后的五年内不得返回原岗位。另举一例：参议院军委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发现，表面上是为国防需要贮存的物资，实际上并未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主要目的”是对矿业公司提供补贴。一个法国实业家议论法国的计划：
我不赞成……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使经济权力处于政治控制之下’。它应有助于实业家扩展他的经济活动。
从对法国计划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可以见到：
……无疑，从法国的实践中显示出，计划方式重新加强了大实业体对经济政策的系统影响。有时这个影响是公开的和明显的，例如第四个计划1963年对钢铁业投资政策的修改以迁就钢铁行业的愿望，虽然当时有一些政府官员毫不掩盖对此的反对意见。所以，当政府决定给予这一产业以足够的财政引导时（通过减少从美国进口的焦化煤的关税和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金），他们同意把钢铁行业生产能力的某个增长列入第五个计划之中。
这样看来，法国的计划在某些方面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明确的好处交换：实业界提供成就——增长、更新、技术改造等等——来交换政府方面的好处，如税收减免、补贴或优惠信贷。同样，在联合王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里，“各政党提供某样东西，它取决于其他政党的特殊行为。”
在德国，原先的把公司打散的措施，造成实业界不肯承担战后重建的繁重任务。这类措施不得不放弃。来自实业界的要求在战后日本关于产业规模的问题上完成了对于（政府）控制的类似侵蚀。在意大利，有关工业重建的条例成为企业需求和政府响应的一个焦点，这种响应对于引导实业集中动员为现代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是必要的。
显然，没有一个制度能让实业家获得他们所要求的全部。
政府的任务，是找出对实业家需求的适当反应，它足以推动他们履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但又不是径直用决定禁锢、限制和支配他们。它是这样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需有熟练的技巧，如果完成得足够好，便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近年来受到好评的法国的计划，可以作为设计对实业界恩惠的技巧的一个注脚；而美国经济的呆滞萧条，可以看成缺乏这类技巧的典型。
有的时候，尽管受到严厉惩罚（表现为增长缓慢和失业），政府也未能响应实业界的要求。在世界的较不发达部分，市场和企业的增长一再受到政府没有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持的阻碍。在印度，对私有企业的内在的敌意使得印度政府十年多来始终不向实业界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这个后果妨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也在发达国家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实业家由于其在战争期间的通敌倾向而受到严厉攻击。从而它未能支配投资。在强烈的敌视氛围面前，一些实业家打算移居国外。法国政府不得不找到对法国实业界的新的引导办法，以使它重新恢复它的责任感。无论如何，总起来讲，在新的条件或问题上（比如，大众要求限制大气污染），实业家们知道，政府官员会理解他们的愿望——在这种场合，他们不希望或不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条件下承担制止工业对空气排放的成本。实业家们会发现，政府官员准备承认他们的特殊能力和利益，渴望他们参加谈判，担心昂贵的反污染措施在价格和生产上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所以，随着人们对环境关注的增长，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建立了国家工业污染控制委员会，允许实业家与总统交换意见，“以为我们的有风险的合作事业寻找方向”。与此类似，考虑到联邦各级机构中纷纷出现的新的维护消费者的机构可能会给实业造成伤害，总统在翌年建立了国家消费事务实业家会议，再次允许实业家经常同他沟通。
实业家们只是偶尔发动类似约束职能的集体行动。通常，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指出营业成本、经济状况、经济稳定及增长对他们的盈利或销售前景的依赖——或者简单地预言（不是威胁），相反的后果会随着对他们要求的拒绝而出现。
表面上，实业家要做的事不过是说服。他们只是让政府官员了解事实。但是某些类型的预言是倾向于自我实现的。如果实业界的发言人预测，不对税收实行减免，新的投资会犹豫不前，那么这仅仅是通向公司决定的一个短暂步骤，它很快就将停止投资，直到获得税收上的优惠为止。
实业界在政府中的权威
实业界特权地位的最突出表观，是政府向实业家授予的权威。几十年以前，在美国，向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授出了国家对产业的征用权，给予它们强制性权威，以征用为经营所需的土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政府响应了实业界的要求，给予实业家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威，强化了他们在政府中的特权地位。
实业家集团——它们是美国政府特殊机构的顾客和委托人——经常赢得非正式权威的授予。这方面的例子，有同军用引擎公司、乡村电力管理局、小规模经营管理局分别签订合同的承包商。他们合作的特点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联合政府”。
某些授权是比较明确的。美国总统授权管理工业的高级官员，允许他们否决管理人事的任免。某些授权是正式的。
从1933年起，总统、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经常同实业协会会晤，后者是由居领导地位的大公司董事们组成的机构。
联邦政府还建立了1000至2000个实业家协会，同它们共同磋商国事——另外，农业部还联系着4000家类似协会。联邦政府还邀请仍在各自公司主事和领取报酬的公司董事们作为不付酬的政府官员提供服务。
1953年，现实已具备了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的基础，这时就建立了商业和国防服务管理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对此说道：
商业和国防服务管理局在自己的活动中，通过组织安排，导致政府官员责任感的彻底丧失，负责商务部的这些官员在多方面的行动中自动认可了在政府之外作出的、存在于商业和工业中的那些决定。
至于不那么正式的授权，制订一个服从规定（即接受权威），与交换好处（或威胁）之间的界限，常常是很模糊的。从一份关于纽约市和组约州财政咨询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吸收30亿美元的纽约市短期债务的一大障碍昨日已经消除……达成一项协议……以投资集团的需求为基础，把城市销售税变成州的销售税。在法国，实业联合会也很普遍。
一个产业和有关的部委机构共同建立一个分享的权威，用于在这个产业内决定和贯彻政策。它的目的是使权威转移到产业；通过把部委的大部分工作转移到产业（它们的协作人员常常大大多于部委的人数），这一变化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结果变成，产业中制订的决策一般地讲交给部委批准。在法国的计划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官员、实业家和工会代表的合作，工会的被否决的权威被授予实业家：实业家而不是工会领袖可以担任委员会的要职。
在联合王国，几百个实业顾问委员会把权威授予公司的经理们。此外还有特殊的部门委员会和皇家委任的职位，在这些职位上，实业家和其他参与者开始是咨询的角色，“渐渐主动地投身行政事务，仿佛行政官员已不再能够单独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必须交给私人。”
在西德，全国产业协会的代表们就新的立法同公职人员交换意见，而后者拒绝了国会议员类似的参与权利。而且，政府同一个特殊实体的成员们就卡特尔法案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这样会造成一种影响，即使得BDI（德国产业联合会）置于制订政策的同等水平上。”在日本，经团联的官员们（他们各自代表某个产业）同产业联盟是平行的，而且，不论涉及哪个领域，两个组织都会就产业政策进行谈判和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好处的事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好处，反之亦然”；这番话从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总裁嘴里讲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巧合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实业家们只理解一点，那就是：
他们履行着承担必要的公共职能的社会责任，它是其他非组织的领导人不可企及的。如果说他们能够任意滥用这种责任，那么他们至少隐约地懂得，他们在充当两个集团之一的特殊角色，这两个集团构成了市场取向制度下的双重领导。
在一段可以作为以上分析之总结的文字里面，威尔森（Woodrow－Wilson）写道：
美国现在的政府是特殊利益的一个保姆。它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意志。它时刻受到告诫：“别那么做！那样会干扰我们的繁荣。
在这些评语中，威尔森是激愤的。他认为政府的这些特点不可饶恕。对此存在不同见解。我的论点是仅仅对一个基本的机制作出解释，正是依靠这个机制，一种极为严密有力的实业界控制（任何其他公民集团实施的控制都无法与之相比），最终被运用于政府；并且，我也指出，这在所有私有企业制度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可行的话。
另一方面，实业家们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们得到了许多。而且，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就会出现衰退或停滞的结果。
我们没有详尽说明公司经理董事们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追求的政策或目标。他们的某些目标是清楚的：其中有，企业的自主性，税收的好处和补贴，对工会的约束，及许多垄断特权（关税、专利、保持一定的零售物价水平、贯彻虚弱的反托拉斯法、鼓励兼并、对竞争的公平贸易约束、职业许可证、在公用事业方面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法规，等等）。这一切代表着实业界的追求，尽管决不是从未受到限制，甚至没有偶尔惨重的失败。我们还看到，整个产业的结构主要是实业界决策的结果，对这种决策，政府官员完全给予批准并在有些时候通过关心来加以贯彻。这些决策确定了工厂和公司的规模、产业的位置、市场和运输的组织——因此，一方面是城市的面貌，另一方面是劳动场所的官僚制度化。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工业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特点，乃是从实业界在政府和政治中的特权地位出发所决定的一切。有一种可能性必须保持，即：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高度的历史稳定——虽然有福利国家的各种政策，甚至是平等主义的斯堪的那维亚方式——多半要归功于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私有企业制度的保存本身也是如此。后面各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我们现在开始考察实业界的特权同多头政治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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