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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18、共产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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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共产主义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一个重大现象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全球表面的扩展。俄国在1917年变成了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本来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得到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的补充；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又靠苏联的军事力量带到了东欧。长久的混乱和内战，把一个新版本的共产主义带给了1949年的中国，仅仅过了几年它又扩张到北朝鲜。1959年在古巴建立了另一种式样的共产主义。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出现了骚动，共产主义随即出现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世界上几乎1/4面积和1/3的居民现在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单是中国就拥有——按照各种估计——7．5亿到近10亿人口。
迄今为止，这个运动似乎并未耗尽它的能量。如果在下一个1/4世纪内，共产主义出现在现在有麻烦的世界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印度和孟加拉国，或拉美、非洲或中东的一些地区，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
共产主义是否代表多头政治的未来？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和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制度仍将处于无限期的竞争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们不会停留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国家。我们也没有兴趣关注许多研究克林姆里宫的专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眼中留意的那些东西：例如，对外政策的最新变化，丰收或歉收的证据，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解禁或更严厉的惩罚的迹象，或者勃列日涅夫（Brezhnev）或华国锋（Hua guo－feng）上升或下降的迹象。相反，我们想要掌握的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特征，它们将澄清为何它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一段时期内，看上去法西斯主义似乎将成为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在当今的世界，还存在着既非多头政治又不是共产主义的许多地区。在那些地区，竞争是在传统权威、旧式军人权威或寡头权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之间展开。但是这些形式越来越被认为是陈旧过时的形态，注定不会延续很多年——除了在死气沉沉的落后区域。因此，人们认为，未来属于共产主义，属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或属于二者的某种结合。
从某个意义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比一个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更加简单也更容易描述。像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一样，它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不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那种格外的复杂性，也缺少多头政治的那种进一步的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在于权威的无穷的复杂，不过它里面亦有许多内容是所有其他制度共有的。确实，用一句很短的话讲，我们利用前面诸章使用过的概念，仅仅通过识别共产主义制度和所有其他制度的共性以及共产主义制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制度的特性，就可以在描述共产主义制度方面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
因此，看来可以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作如下扼要描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政治权威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那里，而不是像多头政治那样分散化。
在这里，权威受到的约束远远少于多头政治，同样，宪法对它的束缚更小。尽管有多头政治的外观、包括受控制的选举支持着民主的自我声称，但不存在多头政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制度既不是简单地剥削它们的国民，又不是像传统的权威主义制度那样忽视他们的福祉。
在这些制度下，领导层承诺了集体目标，包括（至少过渡性地）社会改造，而非像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那样敦促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目标。在追求集体目标时，政府作用的范围几乎包罗万象——比其他任何政治—经济制度都要广泛。
政府拥有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普遍规则），政府紧密地和直接地组织经济。但是，它还进入了对宗教、各种教育、家庭、工会、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具体活动这样一些在其他制度中通常处于政府管辖之外的领域的控制。它的辖域还包括控制方法的全部范围，包括恐怖和灌输一直到最大限度。它竭力控制思想，尽最大可能控制所有形式的信息传递，压制多数非正式的口头政治的信息传递。
所以，多元化是极其虚弱的，不管是作为一个规范（它认可的并不是对国家的忠诚），还是作为一个结构（它允许公众和私人集团的自由组织）。
在追求集体目标时，最高领导层和它的干部受到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引导，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作为一个“真理”向导和实现新社会和新人的政治行为的一个向导发挥作用（新社会和新人是社会改造的目的）。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虽然所有政府都是权威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在依赖权威方面远甚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也使用市场，但如同它们使用权威远多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一样，它们对市场的使用远不如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还使用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连多头政治也无法与之比肩。它们收拢了大量“教育”计划，以便引导它们的国民去做统治者要他们做的一切。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府以及“教育”公民，最高领导层使用了效忠于自己、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有特权的动员组织，它受最高领导层的统辖。这个组织通常是一个政党，是制度内允许存在的唯一政党。
在这些制度的统治者踏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时，由于主要的社会约束对他们的活动范围及雄心制约甚弱，他们在有意识地取代正式的组织方面走得很远，这些组织曾经是为非共产主义社会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设立的。正式的组织取代了其他各方面的社会协调组织，如民族团结、宗教信仰、市场、家庭和道德法规。
虽然一个社会制度也许可以重新改造，共产主义中国通向这一天的道路上仍然充满了组织的内容。人们在组织内花去他们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白天，他们在工厂、农村生产队、行政办公室和学校工作。晚上，他们参加公共集会，在公共园林休息，参与公共娱乐活动……在共产主义中国，人们生活、工作和休息均在组织中。
虽然存在训导的因素，尤其是中国，但典型的组织形式还是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崛起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但共产主义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把它推进了一步。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娱乐活动、邻里关系和教育方式，这一切均成为官僚制控制的目标，其控制的严密程度非任何其他的政治—经济制度所能比拟的。
在以下各章，我们将揭示共产主义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那些仅仅要求展开分析的特征。我们力图把共产主义放入一个给人启发的可比较的图景中。不过，我们此际就要说明共产主义的两个方面——政党和官僚制。它们一个是重大的社会创新，另一个多少算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特点。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党
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中为党谋得的位置是极其显著的。在苏联，党章把共产党描绘成“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文件，“每个党员必须……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当第一位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传出一个信息时，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向党而不是向他的政府表示感谢。
在共产主义的和某些其他的权威主义的制度中，政党——不是党派而是政党——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机构出现的，它是20世纪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统治着国家，统治着政府。有的时候它看上去像一个复制的政府。为什么如此集中的一个组织不是政府本身的组成部分呢？
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政党是否事实上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历史记录并不清楚。
在苏联，政党在1917年至1919年间式微。解散政党的可能已被建议出来，但它也许只是出于当时的乌托邦狂热。不过，后来在斯大林统治下，在他以扩展使用方式运用他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威、为自己创造坚不可摧的地位（这个地位不再十分依赖党）以后，共产党再次衰败。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之后，人民解放军在一段时期内夺走了党的大部分职能。在卡斯特罗执政的初期，他的游击队员们给党留下了很小的活动空间；党至今在古巴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仍然不太大。
在党的作用式微的时期，斯大林并没有放弃我们所说的后援组织。他使用秘密警察而不是党。他还建立了一个“机器”，一个由政府和党的官员组成的军团，它赋予斯大林特殊的权威。尽管他权势显赫，但即使在他的权力巅峰时，他也需要专门的后援组织。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每个统治者都需要某种后援组织。
鉴于前面指出过的任何一个原因，当权威主义的领导人——无论法西斯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希望诱导公民们自愿授出权威时，后援组织（在保持它的专有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必须十分庞大，大到足以到达成千上万的公民那里。它可以不再是领导层内的一个派系或小集团，这种派系或小集团在只需到达一小部分人口那里时是足够的。而且，后援组织必须容纳许多技巧，以便以极其多样的方式接近民众。一支军队也许可以服务于这个目的。但只有当放弃它的军事技能方面的急务时方可用于上述目的，而领导人是不愿允许这样做的。所以，必要的后援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它是这样一个后援组织，其规模和多样性足以赢得和保持对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尽管我们的历史证据尚不充分，但差不多可以说，后援组织是完全适用于领导人的，一旦建立起来，它可以有多重用途。
由于一个深刻的和更特殊的原因，后援组织在近代和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权下已变成一种被称作政党的庞大而多功能的组织。在20世纪，民主的宣传鼓动到处出现。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必须用群众的宣传方式抵消它。为这个目的，旧的政治派别或其他传统的后援组织已不够用。它们都需要一个更大的、多重技巧的后援组织，以把反对民主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强加给那些正在学习要求民主的人们。这是党的重大使命。
为什么公职人员本身不能承担这些功能？这是因为，领导人希望普通支持者们受特殊权威的束缚并且保证他们的忠诚可靠。必须记住的一点是，要在任何后援组织内做到这些，领导层不得不向它的成员们提供特殊的好处。所以，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向党员提供了专有的威望，提供了不论在党或政府的有影响的位置上升迁的机会，并且向一个庞大却仍有选择的集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津贴。它利用这些好处，使他们进入灌输方案，这种方案会进一步拉紧他们与领导层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领导人在从事党的工作时，用他们认为应当传达给政府官员和公民的信息和要求给予指导。
党的任务
作为一个后援组织的党，它受到的委派从根本上讲是双重的：塑造公民的举止，使他们进入支持而不是妨碍政权的模式中；保证政府官员对最高领导的服从。在这两种场合，所需的党的任务包括监督、灌输和特殊控制。
我们已在第4章，“说服和训导制度”，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公众教育和宣传工作——把意识形态的指导带给群众。
它通过党的干部“牧人般”工作而得到加强，后者在帮助人们解决家庭和个人问题上，在听取受到允许的公民抱怨方面发挥作用。活动范围得到大量党务工作者的指点。例如，在苏联，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估计有10万到25万之间，不取报酬的党务工作者有100万，在党的各种机构中当选干部的有200万。党务工作者还负有使选举政治处于控制之下的任务。民主方式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以致共产主义制度中到处充斥着它们。公民们选举苏维埃代表，农民们选举集体农庄主席，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政府中也有选举。所有这些选举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苏联，例如，集体农庄的庄员只是在党指定以后才选举他们的主席。
关于党的官员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一份苏联文件宣称：
所有州的和公共的组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党制订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决定它们的行动方向。……
只有党——它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体现着集体的智慧，集合着民族中最优秀的个人——才有资格和被召唤去掌握所有组织和权力机构的运行。
党的官员被输送到政府的每个部门和所有的生产品业。
这一画面在中国和古巴尚不够清晰，但在苏联，领导层则有意利用党作为同政府和产业平行的官僚制，因为它相信，一个双重官僚制（尽管存在某些协调问题）会带来能量、信息和政策考虑，使得行政当局的决策比在传统的一元化的行政结构中更有效。一般的规则是，尽管政府官员在非政策性问题上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威，但在政策性问题上必须向党的官员请教。党实施领导。政府有权威地发布命令。然而，这个差别有时湮没了。
苏联的党至少还扮演了另外两个关键的角色。它监督政府人事方面的选举。它的中层组织及其官员作为地区的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协调人行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通过一条指挥路线而与一个特殊的中央政府的较高权威保持垂直联系，同时也需要与地区的或当地的其他官员的平行的协调。在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内，最高领导被正式设计为党的主席或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正是党的这一小部分人——它的最高领导层而不是党的整体——决定政策。不过，为了在某个地区和环境中贯彻政策，需要给下级领导人一定权威，让他们决定相应的政策，这一点在最高决策者的指导路线范围内决定。下级的决策官员在任何组织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躲避他们的上司企图保持的对他们的控制。不论在哪一种场合，党的下级官员都取得了某种自主的决策权威和对他们上司决定的某种影响。
党和意识形态
如一些学者所见，政党也是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有些人倒过来说：意识形态是党的控制工具。确切地说，是最高领导层的控制。它可以在使意识形态隶属党，或使党隶属意识形态之间挑选。看来斯大林是让得到意识形态支持的组织实行统治，毛泽东则是让得到组织支持的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由于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复杂的构造，某些内容不似另外一些内容那么重要，因此，最高领导人可以轻易地改写一些教义。然后他们把它作为一个控制工具使用。领导层由于担心自己遭受怀疑，承担了不向其它教义发出挑战的风险。
虽然毛泽东一再尝试改造意识形态，它的影响还是显示出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剩下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合理成分的意识形态内容（它支撑着统治利益），如同它在多头政治制度中的作用那样。在苏联，意识形态已变成“模棱两可和定义不明的”东西。意识形态教义的核心最终成为“对党本身的信念的基本要求。”
通过党的机构建制的创新
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内容也许意味着，共产党作为一个后援组织，在多数场合为政权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一旦它使共产主义领导人取得政权（如果它像苏联和中国那样，取得开创性的伟大成功的话），它就变成了贯彻各种正面的或领导的职能的工具。也许应当把一个重大的社会发明归功于它，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者：一种覆盖全社会的用于创新的特殊的机构建制。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曾有意于社会改造——至少在他们当政的初期。他们懂得用政府这类笨重迟缓的机器实行重大社会改造的困难。因此他们转而使党变成一个鞭策、训练和驾驭政府官僚制的工具；尤其在训导式“教育”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并非建立在其他形式的政府内的特殊的机构建制。
这个重大的社会创新的弱点在于，共产党一般都会失去它们的创新热情。在苏联，长期以来的革命词藻已无法掩盖最高领导层和党的机构害怕社会进一步的重大变化的心情。经济改革方面的争论，暴露出这种抵制态度。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
官僚制的革命
在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中，控制庞大的政府官僚机器的方式就是凌驾其上——看管它，灌输它，激励它，用各种方式控制它。但是，党本身就是一个官僚制，而且是一个比政府更加训练有素的官僚制。的确，共产主义制度使这两种官僚制都走向了极端，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市场取向的制度内的官僚制。这一切最强大的革命——生活本身的官僚化——相当程度上埋没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给予共产主义一种有传统风格的政治秩序。一个追求新社会的伟大抱负变成了最古老的僵硬形态。当列宁高兴地对一个他应当担忧的未来预测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究竟在说什么：
“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工厂。”
共产主义制度大都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曾经处于官僚制之外并为它们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少数雇员提供了生活中一个高效率的角色，就像今天非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情况那样。一个更严重的变化，是家庭农场变为官僚化的有组织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毛泽东显然希望使官僚化的有组织的农场或工业企业变成个人生活中的关键机构建制，把个人的住房、教育和娱乐与这个官僚制度联系起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拥有官僚化的住房、体育和各种娱乐、以及社团和政治活动。甚至青年人也被集中起来，进入官僚化的青年组织中。
官僚制的典范是军事组织。不止一个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公社的军事特征，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在古巴，一支异常庞大的军队被当成劳动大军调度，使军事组织和纪律直接进入了经济。而且，一再使用军事组织方式——借着道德的呼吁和各种强制的结合办法——部署“自愿的”劳动者从事周末、假日和工作时间外的劳动；相对这种方式，其他诱导劳动力的办法要么是不充分的，要么是成本太高的。在这些方面，每日生活的官僚化在中国和古巴比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走得更远。
共产主义制度中官僚制的无所不在，是这种制度对正式的组织和权威的极端依赖性的一种表现。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一方面，它们是通过亲戚关系、或者共同的道德法规、或者交易、或者简单市场关系等因素连在一块的集团这类“自然的”或“自发的”结构建造起来的，另一方面，是诸如军队、官僚制、公司这类有意建立起来的有目标的结构；社会思想史上早就对它们作了区分。从希腊人到霍布斯，直到1887年菲狄兰·托尼斯（Ferdinand TOUnnies）在《团体和社会》一书中的精彩说明，这种区分使共产主义有别于那种人们或许可以称为较低级的组织化的社会。共产主义试图广泛而深刻地用“组织”取代“社会”。尽管“社会”从未完全被湮没，而且已消灭的又不时萌生复活，压倒它的企图毕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虽然某些观察家把这种企图看成不过是像奥威尔的《1984年》一书描绘的社会中的那种有启发性、进步和自由的努力，但只有承认下一点才是唯一公平的，即其他人把它视为人的知识对盲目的传统的一个潜在的胜利。
欧洲共产生义的保守性
我们看到，由于始终为消费品和劳动力保留市场制度，并且发展出了对官僚制和正式组织的极端依赖，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也许不同——仍未完成一场保守的革命的任务（或许能够这样称呼）。尽管关于新社会方面有着天花乱坠的吹嘘，它们仍然是旧的和令人熟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囚徒。
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对于多数民众而言，十分类似其他地方的生活，因为，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为它们的公民们发现任何大的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让一个未受过观察环境训练的普通人仔细观看共产主义的基辅或“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撇开语言问题，他将难以确定哪个是共产主义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他会见到同样的景象：顾客忙碌采购的街区；从事商业事务的男人和女人；在办公室、工厂和商店上下班的人群。他不久会发现两个城市在诸如挣钱谋生、劳动就业、家庭子女等日常事务方面的精神差异。他会发现两个城市都存在官僚制，因为两个城市内的多数人都在某个官僚制中工作，并且时常遇到各种官员：税务官，警察，煤气电力公司和学校。（他也许注意不到基辅市官僚制的更广范围。）他会注意到两个城市里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确凿无疑的标志，主要是明显表现在穿着和住房上。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他或许从未有过被大声告知是在什么地方的经历。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共产主义已经改变了商业企业的管理形式，不管是工厂还是农业。但商业企业仍然处在新的管理之下。使人惊异的是，社会结构、个人动因和生活方式丝毫没有变化，官僚制度仍然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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