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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19、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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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两种模式
以明眼人看，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为自己辩护。在苏联，对人的精神的最严重的侵犯极为普遍：检查制度和思想控制，以荒谬指控为依据的欺诈性罪证，降低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身份的威胁，在一个公开声称是平等的制度里为精英们建造的半秘密的特权领域（这个制度甚至不能给民众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以及同广泛的流氓行为有关的大量酗酒行为。这个清单能不停地排列下去。
在美国——我不打算毫无偏袒——巨大的财富仍然掌握在使人道德败坏的福利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街道和住宅越来越不安全。它的昂贵的法律制度面向富人敞开，民法对于穷人难以接受，刑法对他们抱有敌意。它的工厂、汽车和冷漠的公民以不计其数的方式造成环境退化。
它的实业界的许多领导人——其中不光有处在边缘的不负责任的人，也有重要大公司的董事——向政府官员行贿。他们还在竞选捐助方面侵犯法律，并用报销单手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他们假报产品，用各种方式欺骗顾客，不论是个人顾客，还是负责阿拉斯加管道工程和宇航探索这类重要工程的公司和政府顾客。这张清单也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这些社会，或是我们有待认识的那些社会，都还有另一面。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的社会不是完全不平等的和剥削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也不是简单的旧式暴政或剥削性的寡头政治。不论许多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夺取权力以后变得多么残暴，在他们早年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们热情而机智地承担了为了大众利益改造社会的重任；所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已成功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在他们权力的顶峰时，并不必然背叛他们早期的革命理想。在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制度是杰出人物、专利暴君、进步立场、平等精神和改良主义的各种特征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
在这一章，我们将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理解共产主义制度。
我们将把这种制度视为不完善地近似于两种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幻想之一，这两种幻想都涉及社会如何可能加以组织以有益“人民”的问题。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不完善地近似于另一幻想。这两个幻想，或者说模式，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中抽取了主要特征，舍弃了另一些特征，舍弃了同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不一致的那些成分。所以它们摄取的是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各自简化的和夸张的内核。不过，模式与现实社会不应混为一体。
两种幻想之间的关键区别——它并非人们首先会想到或评价的基本内容——是智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功用。模式，也许可以称为一个智力引导的社会。它来自于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轻松愉快的或乐观主义的看法。模式2以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估价为基础，构造出引导社会的其他形式。社会如何用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衡量价值观和作出有考虑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对等级制内选择问题的分析中和在有关多头政治下如何形成决断的分析中做了探讨。
本书在这方面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人在社会组织中对运用知识的自信见解，另一边是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看法。
分析在组织社会中的功效
让我们列举有关知识、思想或分析的两套对照的观点，即模式1和模式2；这时，它们正被应用于社会组织的任务。
知识能力
知识指导社会的模式——即模式1——详细说明，社会的一部分人是富有知识和信息灵通的，他们能够改善社会问题，使社会变化取得巨大成功。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设想人具有真正理解他的现实、并把它作为他主动努力塑造现实的一个出发点的绝对能力。”
一位苏联作者写道，经过“普遍计算”的发展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根据模式2，“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的那样。模式1设想知识才能同社会世界复杂性之间的竞争。模式2认为它们极不相配。
理论
作为一个结果，在模式1中，社会的知识领导人被设想能够缔造有关社会变化的一个综合性理论，用它来引导社会。
被列宁（或毛泽东）和其他人提炼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似于这样一种理论。毛泽东主义者经常声称，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所有必需的社会理论。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福音书式的理论。学者们提供的仅仅是零散的、局部的理论——
例如，关于少年犯罪的致因或关于投票模型的理论。哪怕在他们有限的领域内，他们也是犹豫不决的和经验不足的，因此只能作为指导实际事务的一个不完善的来源。
正确无误与广泛意愿
在模式1中，既然一部分人了解如何组织社会，那么对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的检验便是说，它是正确无误的。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有一篇社论反映了中国的官方见解，它宣称：“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切。”
既然在模式2中，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决断上；衡量起来，它无论如何算不上完美的理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民主的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地响应公民们的偏好…”。我们或许因此可以把模式2称为偏好引导的社会或决断引导的社会。自由民主有时被设想为对真理的一种探求，民主价值观确实在某些方面——开放性、自由探讨、批判精神、自我修正——与科学界的价值观平行。但在模式1中，那些在发现社会组织的正确形式的过程中，信息、科学探索、分析和理论已有明确结论的地方，在模式2和多数民主理论中仍然是不充分的。在特定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能科学地确定下来。
在此，衡量社会的机构建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符合了人们的需要。
正确性的标尺
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在这个观念后面隐藏了一个关键的含义。逻辑上讲，不可能说，一个人拥有某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一个正确的政策，或一套正确的社会机构建制，除非他拥有衡量正确性的标尺。只有模式1假定，永远存在这样一个标尺。它表现为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对人的真正的体力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的响应，而这是可以预知的。
原则上讲，两种幻想都最终呼唤了人的需要，把它作为测试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标尺。但是既然在模式2中许多需要不能得到了解，或者被人以充分的自信了解，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不能够总是得到衡量。相反，“大众”的决断被当成愿望和要求的最好指望。
不加选择的发现
所以，在模式1里，正确的社会组织不是选中的；它是被发现的。模式1内社会组织的正确方法不是观点或决断方面的事情，也不是协调偏好或利益的事情。它是一个要求判断的事实。存在着的是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模式2中（这里发现是不可能的），不得不选择社会组织。它取决于很多人的意愿。它是他们决断的一个结果。
社会精英
既然在模式1中由知识而不是决断引导社会，知识的精英同时也是政治的精英。所以，政党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上一章已提到这点）。在苏联，“党的领导垄断了对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应用。”在中国，理解社会——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判断——是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特权。在模式2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精英。
和谐性
模式1假定，人们的需求有着根本的和谐一致，领导精英对此是可知的，它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的和完美的规划”。苏联计委的一份出版物认为：“给定一个正确的经济方针，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也不会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劳动者集团，它的物质利益将与客观的必要的经济计划管理发生冲突……”。毛泽东写道：“伟大而和谐的王国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相形之下，在模式2中假设，需求的和谐不光是没有发现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若给定衡量正确解决方案的标尺的假设，模式1对和谐性的假设就是必然的。像已经注意到的，如果标尺表现为人的需要——即是说，当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服务于人的需要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那么只有当服务于人的需要的某个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不妨碍他人的需要时，或者当存在使表面冲突的需要和谐起来的解决方案时，这一标尺才可加以应用。
两种幻想——一个是和谐的、另一个是冲突的——表现了社会的互相竞争的看法，它们把人们分开了至少两千年：由观点一致紧紧连在一起的理想社会，像在柏拉图、卢梭和黑格尔那里表明的那样；或者由冲突驾驭的社会，像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康德（Kant）那里一样。
民主理论的一个补遗
自由民主思想中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是，使自由民主（它近似于模式2）同靠理性而非权威建立的政府统一起来，或者说，作为“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现在一个晚近的西方传统则把共产主义同力量、权威、对探索的压制等同起来。我们的两个模式的特征正好颠倒了传统的认同，即把自由民主等同于理性、把共产主义等同于非理性的权威的看法。
无论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严厉束缚讨论和探索，共产主义的教义表达了对统治精英知识能力的一个信念，它与那种对易犯错误的忧虑关注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自由民主社会的特征（像密尔表述的那样）。历史地看，自由民主对理性的信念给人以深刻印象，它只是针对早先那种在科学、宗教和政治中的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而发的。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理性的信念相比，它又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是科学的；这一概念不只当成一个口号。
在先前那种“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的幻想里，民主不太像模式2，而比较类似于模式1。在法国，由于平等主义的民主观的出现几乎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巧合在一块，一个民主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通常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反对的是传统主义、权威和迷信。他趋向于相信，作为他对理性和科学的新的信念的一个结果，当人处在可以发现和谐一致的宇宙的可能性之中时，人们——从潜力上看——不再会与他的同胞发生冲突，知识能够发现“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一较早的信念，不论是在人的知识能力方面还是在对和谐一致的信心上，已经受到多种原因的侵蚀，其中包括弗洛伊德（Ereud）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对知识界的影响。许多富有思想的人也失去了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后来的要求和对巴黎公社的反革命屠杀这类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它被称为“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关键事件”）的深思熟虑的有信心的见解。
从此，一个曾经自信的思想运动（它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几乎没作什么区分）分裂了。在同一条道路上，自由民主思想与古典经济学说结下了同盟，越来越怀疑人的重构他的世界的能力。它开始朝另一种机构建制的方向变化，这种机构建制让可能犯错误的领导人负起责任，但不会授予他们“正确”缔造一个平等世界的权威。在另一条道路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另一种机构建制方向发展，这类机构建制不让领导人对受束缚的选民们负责，而是授权他们用“正确”的设计去创造一个平等世界。
模式2社会的相互作用——针对分析的选择
如果分析无法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时如何设计机构建制和政策呢？有的时候是靠猜测、靠“拇指规则”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然而，更重要的回答是：依靠社会的过程或者相互作用，用它们替代确定的分析。
设想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它想要决定找哪一家饭馆就餐的问题。按照模式1的方式，这个社会将研究与这个假设有关的问题，即存在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它依靠判断可以发现。根据模式2的方式，它将寻找一个过程或相互作用，从而使分析成为不必要。它可能采用一个投票方式。或者赞成一项规则，例如选择他们三个人走路时遇到的第一家饭馆就餐。或者谈判一个决定，它让各人用说服方法或其他办法影响另外两人。
现在设想，一个大的社会想要决定如何配置它的资源。按照模式1的方式，一个精英阶层将努力探讨发现正确的答案。
共产主义的各种经济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根据模式2的方式，它将确立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判断式研究成为不必要——市场制度是一个明显的事例。或者，设想一个社会想要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原子能发电的进一步发展。按照模式1的方式，精英阶层能够研讨出正确的答案。或者（根据模式2的方式），社会可以通过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示自己的决断，不论他们的考虑是对是错，例如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对此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设想一个官员集团想要控制工资率以制止通货膨胀。按照模式1的方式，它可以研究探索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根据模式2的方式，它可以建立一个由工人、经理和公众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允许它们谈判解决问题，例如美国对付战时通货膨胀的多次做法。对所有这类问题，分析出一个方案和“得出”一个方案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抉择。
在相互作用取代政府对问题的分析这个范围内，统治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讲是政治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它让各个冲突的利益之间展开争权斗争，而不是像模式1那样平静地研究和充裕地应付之；多数人会把这种情形称为“恶劣的非理性”的问题。
就模式1对分析而非相互作用的依赖而言，它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的。它仅仅是一个行政组织——马克思主义讲义中讲的“对各种事务的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模式1中不存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学说的这一点上使得国家消亡。让我们用“相互作用”的概念把解决问题的政治、市场制度和其他所有对分析问题的替代方式合为一体。然后我们可以考察它们的特定方面，这些方面将产生取代分析的抉择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一个替代品，是在下述特殊意义上而言的，即它们在特定环境下构成了导致决定的过程，在这类环境中，不论是何种原因，某个决定不能、或者说不是完全靠分析得出的。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全部基本的政治—经济的机构建制都表现为这种相互作用，它们取代了在制订决策上的对分析的绝对使用：例如，它们是私有财产、立宪政体、多头政治、市场制度，以及像三方委员会、会议、立法机构和法院这类特殊的相互作用过程，还有像利益集团或党派政治这类更大的过程。如果从某种观点看，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那么用另一种角度观察，它们又都是社会的可以统计的手段。它们是这样一种程序，通过它，各种决策是在没有刻意追求模式1那种正确决策的判断式研究的条件下作出的。
显然，所有社会中都可找到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在模式1中，相互作用仅仅是贯彻精英的决策。它们不是取代分析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在苏联，管理层与雇员之间达成的集体协议，是“庄严地宣告两者如何成为联合的力量，来完成上级交给它们的任务。”在模式1里，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被作为非组织化和制造麻烦的一个根源而受到压制。
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见到的，哪怕是在计划者主权下，共产主义针对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多数抵抗，主要来自于一种担心，即经理之间的交易，表面上是为了贯彻计划者的意图，实际上将逐渐变为制订政策式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社会有一种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相互作用（当然它在所有制度下都是大量的）将行使多种功能，而不光是贯彻计划。
模式2从未假设相互作用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只是说，相互作用常常优于那种试图直接依靠知识的解决办法。两种办法都可能是一场灾难。看看“解决方案”如何处理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这种分配是市场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包括政府的相互作用，而非有意的设计），模式2的支持者将不得不承认，按照一些人的看法，“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模式2的支持者也许会相信，它已得到“解决”，无论多么糟糕，至少比主动的知识进攻完成的“解决”要好，后一种办法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人所不能及的。受到高度评价的程序如果一个社会十分依赖社会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知识）来解决问题，它将高度评价——仿佛是自我论证——特殊的相互作用的关键模式。比如，靠多数规则作出的决定，比用任何其他有道理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都更加重要。一个公平的审判，比一个正确确认有罪或无罪的事实，会得到更高评价。对一个坏的政策作出好的辩护，比起它作为一个过程的后果（人人都了解这个政策），更能受到重视和肯定。
许多相互作用尤其被人视为是对易犯错误的人在机构建制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所犯错误的保护。比如，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在允许人们设计改进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方面，比起它允许他们善待异议、争论和公民方面，获得的好评较少。
另一有价值的机构建制是监察和平衡。这个机制阻止了任何单个权威的行动，直至其他权威批准这一行动为止。
在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中，重点放在诸如表达对个人自由和大众化控制的关注之类机制之上。我们的看法与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矛盾，仅仅是补充一点，那就是：模式2对程序的强调反映出一种愿望，即保障作为分析的替代物的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过程。相形之下，这些机制无一是模式1需要的，确实，它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多半是不存在的。
冲突的相互作用
在模式2里，许多相互作用的方式被设计来创造（之后是应付）冲突：权力的分离，三方委员会，议会对总理职务的撤销，等等。在模式1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冲突得到积极的利用而不是受到压制。“学说的冲突不是一场灾难，它是一次机会。”依靠对冲突的驾驭，人们使有可能发生错误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经得起检验。它还被用来刺激一个时常不充分的分析的供应及其质量。法院不是这么设计的，它可能是设想作为研究机构来处置它面临的案件。反过来，通过劝说体系，冲突受到了刺激。在有关公共政策的更重要问题上，公众的聆听有时被计划用来——出于同样理由——激励党派的主张。当冲突导致的不光是妥协，而且是对差别的再认识和新的“一致性”时，它特别受到好评。
行程与抵达
从模式2对相互作用、受保护的程序、有效用的冲突的重视中，产生了评价解决问题的一种安排——行程与抵达。由此得出多数民主理论中的一个恒久命题：公民们被作为实干家和成就者。我们从密尔的论点中见到了民主思想的这个要素，他认为，民主为公民“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它有别于那种把民主视为一个满足需求的制度的观点，在后一种制度中，人们被单纯视为受益者，二者在模式2的相互作用中合为一体。
附带现象式的“解决方案”
根据模式2的相互作用过程，社会一向是处理那些不列入相互作用中的任何个人的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没有被认识的。例如，比较作为相互影响过程的投票方式和购买方式。投票方式把对某个官员的选择置于每个选民的议事日程上。选民们了解问题并有意识地处理它。购买方式把资源的配置放到每个买者手上。但他并不必然理解它。
他不必知道他的购买影响着资源配置，在他决定购买以前，当然也不必抱有任何特意影响资源配置的责任感。他参与了一个相互作用，它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作为他解决个人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
一个城市的设计同样可能作为一个副产品——就是说，像附带现象一样——出现，它来自于使用土地方面的个人决定。在模式2内，很多人有时会从通过有意的或知识引导去选择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面前退缩。他们宁愿要副产品式的解决办法。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想要的仅仅是作为附带现象出现的“决定”。他（她）们也许会在对“安乐死”（euthanasia）政策的直接分析面前退缩，宁愿将法律上已失效的人的死亡作为惯常的医疗实践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再有一例：在模式1里，不得不面对、估量和处置社会变化的艰巨任务。在模式2中，谁来承担变化的代价的微妙棘手的问题，常常是通过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附带地决定，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制度允许创新者把变化的代价转嫁他人——转嫁给技能陈旧的劳动者，或转嫁给暮气沉沉的城市（那里，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工厂终于关闭）。
两种社会模式中都存在附带现象。差别在于，在模式1里，根据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它们要么被看成麻烦的制造者，要么看成中性的现象；在模式2里，它们常常被视为问题的解决本身。
相互调整和多元主义
在许多方面，变化丰富的相互调整——尤其是以多元主义名义实行的极端样式——在模式2的社会中显而易见。逻辑上讲，对分析的相互作用的替代不含有多元主义。例如，倘若所有公共决策都由七八个寡头之间的谈判或投票加以确定，我们就不会将这种制度称之为多元主义的制度。但既然事实上取代分析的相互作用的主要工具是市场，那么模式2的制度在这方面一定是极其多元主义的。决策分散给成千上万的公司和其他实业界领导人。另外，政府的决策过程也是多元主义的。
这些安排为相互作用过程的参加者提供了广阔的范围，去追求个人的或集团的目标，而非某一个或几个涵盖一切的国家目标。尽管他们没有强迫忽视涵盖一切的集中目标，他们事实上认可它。如果这在自由民主的抱负中和多头政治的实践中是我们熟悉的，那么它与模式1内对中央决定的集中目标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像乐队指挥寻求使所有乐器发出和谐统一和节律均匀的音响一样，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为指导全体人民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赫鲁晓夫这么说。用毛泽东的话讲，共产主义者“必须掌握使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
模式2的多元主义包容了模式1不能接受的文化的多样性，在模式1内，精英阶层发现并适应了共同需要，它要求所有人采纳它。模式1也承认个人在年龄、性别、知识、力量和技能上的差别。但是，超出这些方面，它坚持认为，人们在种族、宗教、民族和个体上的其他差异，不过是文化和个性的偶然情况，它们的差异来自于过去，在这方面，各个社会本来就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很多社会并非受知识的引导。
人们作为“群众”是无差别的，像共产主义词汇里通用的那样。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适应了人类的普遍性。集团和个人的差别趋于消失。一种“新人”将会出现，像古巴、苏联和中国为自己社会声称的那样。
在模式2中，集团和个人的多样性得到积极的评价。这方面尤其重视自由的思想。模式2中还存有这样一个认识，即个人和集团的差别对这种秩序是根本所在。人们靠涂尔干所说的那种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连在一起，靠使他们彼此依赖的差别连在一起。这类社会几乎难以想象。倘若所有的法国人都一个模样，他们将都要生活在巴黎，或者谁也不愿住在那里。在模式2内，偏好上的差别使人们有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从而促进分工。
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分析 分析对相互作用的适应
在模式2中，相互作用从未完全取代分析。但是，分析被适应于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当模式1的精英阶层试图分析“什么对社会最好？”这类基本问题时，模式2的相互作用的某个参加者会分析各种比较简单的问题，他需要它们的答案，以便在相互作用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简单的场合，一个购买者会对可能的购买进行分析。如果买主是一个经营企业，它可以负担在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对产品加以分析的巨大费用。或者，某个国会委员会、利益集团或政党也许建立研究机构帮助自己完成政治上相互作用中的特殊任务。在后面有关决策和计划的那一章（第23章），我们将深入探讨两种分析的区别。
分析的价值和首创性的价值
悖论式地说，模式2比模式1更看重思想、知识和分析。
它认识到，分析是困难的，供应是不足的，这方面能力是不充分的。尽管它降低了一个信念即人们可以靠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知识设计解决社会问题，但它也导致人们高度评价分析社会过程所需的能力，就像一个囿身沙漠的人欣喜见到他发现的任何树荫一样。所以，在模式2中，探索、思想和科学受到细心的保护。解决问题的首创性也受到鼓励。通过完全敞开相互作用的参与过程的各种可能性之门，普遍开启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特别是，在仔细考虑社会变化以后，模式2的倡导者认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计划未来。所以，他们鼓励为应付问题所作的广泛安排，和鼓励富有创造性地应付那些可以掌握的一切。
出于对知识和理论的完备性的自信，模式1不对科学研究、发现探索、公众讨论以及分散化的首创性提供类似的保护。
必须记住，无论模式1或模式2，都属于人道社会的模式。冒着重复的风险，我要说，彻底承认下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共产主义制度的幻想作为近似于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已把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方面，无论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否类似它的幻想。对于一个富有思想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阅读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而不承认在某些点上的一种精神联系，是困难的。他们造成了监禁和杀害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制度——这一点不会使对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否定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平民的大规模轰炸的类似否定更严厉，以及比对扔在日本的原子弹和在越南造成的蹂躏更严厉，即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否认它。当我们划分这个事情与那个事情以及一种道德伦理与另一种道德伦理的区别时，两个集团的领导人都自称是为捍卫人道主义原则而杀人。不仅如此，共产主义领导人一方面轻松地估计自己理解社会的能力足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对启蒙运动的遗产表现了敌视态度，虽然他们同时还在压制言论自由和探索自由。
如果说多头政治近似于模式2，在它们那里我们却可以找到模式1类型的科学解决问题的意向。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在被找到的最热情的活动的研究者、制度分析家和计划人的行列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亲戚们——胸怀对知识能力的一种精英式的信念——站在最前头。美国一位前国防部长说：
……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于过多的管理，而是管理得太少。管理得太少……等于让某种力量而不是理性构造社会……。关键的决策……必须保持在最高层手中。
从模式1的世界观看，这正是最上层所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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