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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21、训导教育和道德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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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训导教育和道德激励
在模式1中，负责启蒙的统治精英可能选择通过“教育”进行统治的方式，它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这种与模式1的幻想结合一体的训导幻想，预构了对例如今天实际运行的共产主义实行革命转变的一种重大可能——它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不论是恶梦还是乌托邦。模式1里有一个信息上灵通、思想上启蒙的精英的幻想。训导模式里（从第4章得来），有一个包罗万象、丝丝入扣的“教育”的幻想，它旨在引导制度对官僚制和其他权威的依赖，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
中国的训导因素
现在不太清楚但几年以前还相当明显的是，中国可能一直在发展社会组织的一种完全是新的类型，它是通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各种形式的说服和灌输实现的——在训导模式里，我们给它贴了“教育”的标签。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也许可以公平地说是一次英雄般的）尝试，即通过倾注“教育”的能量，获得比靠传统的协调计划可以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进步。它的实现，是靠官僚制度对生产单位控制的分散化、农业中公社的发展和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
1965年至1969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不同的震动。这是一场出于意识形态整顿考虑而发动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说服的信念和他用说服来改造社会的无比决心。它被发动起来，不是为了增加生产，而是为了“教育”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是妨碍了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人和组织。因此，它是一场造成深刻分裂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自己越来越处在向官僚制化的党组织的进攻态势中，因而也越来越需要某种可供选择的组织支持来源，他在匆忙集合起来的年轻人集团——红卫兵——那里找到了这个来源。他们因而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他们有时仅仅是解放军的一个前沿阵地。军队最终不仅压倒了红卫兵，而且一段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还以自己的职能取代了党。原则上讲“教育”是“文化革命”的核心。不过，它事实上是靠恫吓、强制、公开的暴力以及类似于内战的军事行为推行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是通过训导式“教育”创造的。他应该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很多访问中国的人声称遇到了这些新人，虽然听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中国人对他的创造物的全神贯注远比苏联人的努力更强烈。苏联从未尝试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像中国一段时间曾经有过的普遍传颂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种情景。在军队、学校、工厂、商店、演出团体、公社和田头的大人小孩的无数次会议上，人们认真学习领会这本语录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头指示。
毛泽东和列宁对待群众“自发性”（Spontaneity）的态度又一次出现明显差别。列宁像毛泽东一样相信，工人农民自发表达的不满常常具有不彻底的革命性。它表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工联主义意识”，这种东西一碰到微不足道的好处便容易烟清云散。因此它事实上阻碍着革命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这种可能，显示出依靠“教育”重新引导群众不满的需要，而不是列宁那种让不满的集团服从党的权威的做法。
在苏联，阶级斗争是结构性的，就是说，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视为个人内心的不断冲撞，视为腐朽的人同新人之间的斗争。假使是这样，那么，它更多呼唤的是“教育”，而不是仅仅靠新的权威消灭旧阶级残余。在一个训导制度中，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正确的态度是关键性的。技术能力受到贬低。当苏联相对迅速地转向有利于“专”而不是“红”的某种平衡的工业管理时，中国先是在“大跃进”中，随后在“文化革命”中，在红与专上的政策极端强调正确态度而不是技术能力。可是，从1971年起，中国再次退回到专的路线上。
我们又看到，训导制度的一个相应特点，是对专业化的对抗。与苏联企业不同，在中国的企业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家和熟练工人做着各种杂活。而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理们常常一周花两天甚至更多时间，下厂子做粗活。
能量、灵活性、开发资源、各种首创性，比起正常运作的权威主义协调受到更高的评价。
在这些创造中，毛泽东既反对亚当·斯密的现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专门化的受限制的市场，又抵制苏联的高度专业化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运动。在这些方面，训导式“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思想潮流的组成部分，它对动力的重视是以牺牲协调为代价的。这个新的思潮是极其杂乱、参差不齐的。它包括美国的青年运动，西欧的某些追求参与民主的运动，工业管理的某些新形式（它们放弃了装配线，采用不太专业化的劳动安排），和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在那些远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家那里，对商业企业内部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兴趣，可由莱本斯坦（Leibenstein）关于“X 效率”（X－eeeicieny）的有新意的论文证明。
训导制度的这个方面——资源开发而非正常协调——指明了与模式2而不是模式1的制度的一种相似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很多西方人的吸引力之所在。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相信“教育”可以使人们有能力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从让自行车的生产“更快、更好、更便宜”，到消灭贫穷或解放人的思想。然而，中国对这种“教育”的重视在他去世以后可能不会继续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从原先的权威的分散化后退，它预示着可能重视强调高于训导制度的传统权威制度。
中国“教育”里的许多内容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训导制度那种虚假做作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为一个无所不晓的权威主义政权从事的监视、恫吓、自犯障私、洗脑、和其他令人恐怖或厌恶的事情作出的设计。权威而非说服，仍然是中国的精英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例如，当中国要工业工人下放农村时，工人们是在报复的威胁下“自愿”去的。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注意到：
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他们作出决定和下达指示以前没有向群众征求意见。不仅如此，在贯彻决定和指示的过程中，他们不是说服和教育群众，而仅仅是靠下达命令来完成任务。
通过其他方式，“教育”变成了有不同特点的影响方式，例如，表现为“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后的细小变化，从某个创造学习的行为，到一种新的政治控制形式”，从学习到唱赞歌和集体背诵。
但是，那些会见了难民的访问者、学者和个人常常谈论那种可以造就一个新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不过，证据并不都是有力的）：
不论是有文化的或是没文化的难民，都能够清晰表达自己：
而且…他们具有分析一切的习惯。甚至那些肮脏的和用碎布裹身的农民也雄辩地谈论他们的经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一种分析日常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习惯。
古巴的训导因素
60年代中期，面对由于不适当政策造成的明显的经济困难，古巴偏离了模仿苏联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路线。简单地讲，从1966年到1970年，古巴领导人相反竭力通过“教育”塑造一种新的古巴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切·拉瓦拉（Che Guevara）宣布，“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古巴也用中国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激发调动资源，依靠巨大的集体努力，完成各种各样的特殊任务，如收获甘蔗或教文盲识字。
像在中国一样，古巴的训导因素常常被传统的压制性权威主义手法掩盖（或者，至少是结合在一起）。“保卫革命委员会”宣布，它们的值得赞颂的目标包括：
它（每个委员会）将自愿与生产过程的所有活动和必要步骤合作。
它将组织集体讨论……以增强成员们的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
……它将保证没有一个文盲留在它的活动范围内。
当革命领袖对人民演讲时，它将组织公众收听。
但是卡斯特罗最早任命的委员会采用了另一个调子，一个不祥的调子：
我们将要建立一个有集体警惕性的制度……每人都要了解他那一组中的别人的情况，他们干些什么，他们用什么残忍方式建立联系，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会见哪些人，他们参加了哪些活动。K 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古巴像中国一样，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军队去做“教育”常常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某些观察家当时见到的，“军队的形象变成了社会的形象。”
在古巴，大约从1970年以后，一直在发展的强制性权威（而不是训导式“教育”）开始变得多样化起来。在这段时间，卡斯特罗开始转向一个更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一方面，采纳了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改革，把军队、政党和国家行政机构分开。尝试建立各种定义明确的机构建制职责的改革。另一方面，它们出现在计划过程一体化这类不同形式上，在军队中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古巴政府变得较少人格化和较多官僚化。与此同时，农场农民、工人和青年人被置于更严密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得到刑法中新的严厉规定的加强。一个曾经有过的训导式“教育”的热情尝试看来正接近尾声，虽然它不是没有一种学说的遗产，那个东西有可能再次使这个运动在不太严峻的经济状况下复苏——不管是好是坏。
劳动力的组织
除了其在社会的广泛用途之外，在一个训导制度下，说服或“教育”至少从逻辑上讲是组织劳动力的一种特别方式。
至少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中国追求过作为对传统权威的一个补充的这种过程，它用道德代替了市场刺激。古巴在几年时间中，用开发道德激励的一种极端的宣传运动的方式，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作用。它们的经历对一个几乎当然希望进一步试验道德激励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实验。它们还对“教育”在经济组织的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证据。
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革命特征而引起西方人注意的东西，是中国的公社。它是训导式“教育”一个极其大胆冒险的行动，相当于用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来对农业和工业的劳动者的整个激励结构加以改变的一个尝试（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公社）。公社算不上中国应用道德激励的一个成功经验，但它在农业中的作用和传统共产主义对它的选择，成了道德激励故事的一部分。
农业的组织
在苏联共产主义早譬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曾经在一个小小范围尝试过农业的公社组织。1931年以后它被放弃。随即出现了强迫集体化和使生产面向国家的严重强制性转移，后者作为压在农业生产单位身上的负担，直到斯大林死后才有所缓解。中国的公社经验要深刻得多。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中，中国建立了公社（每个公社由数千家庭构成），用它作为新的合作生产和消费的方法，设想用它取代市场激励和开发道德激励。资本、设备、任务和产量都要共同分担。公社食堂免费就餐。公社社员被保证供应（或将要如此）免费的日常用品，包括衣服、医疗、住房、燃料、以及从丧事到理发的各种服务。在有些公社，一段时期内，免费的供应可能占了农民收入的一半左右。
中国的冒险之所以失败，既在管理上的困难，也有激励方面的问题，还有传统的家庭和氏族的聚合力的原因。公社迅速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经济职能，生产又按照较小的集体——通常是10至25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加以组织。免供的费应，以及公社食堂，都被放弃。公社目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单位，担负着传统的职能，计划当地的工农业生产，管理某些地方工业。
也许公社从未被看成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安排。传统的长远共产主义抱负谋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财产在逻辑上高于私人或集体的财产。由于有这样的和其他的原因，传统的长远抱负是组织起类似工业的大型农业部门，尤其是建立起像工厂一样管理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但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一抱负受到严重挫折（既受到从政治上危险的农民的抵制，也遭到国有农场低效率的挫折，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如此），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制度强迫整个农业进入上述模式。所以，公社未能靠私有的、合作的和公共的企业发挥作用，今天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权威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手段来组织农业。
今天，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营和集体农场的组织都很像企业或工业。对国营和集体农场的投入很大程度上类似安排给工业企业的投入那样，即用权威主义方式进行分配。不过，农场经理被允许有一定的自主资金用于购买投入。
他们还从事易货贸易和其他交易，尽管是非法的，这种活动事实上得到了认可，因为这有助于完成生产目标。
在农业企业产量方面，国营农场也上交定额，如同工厂一样。集体和私人农场受到各种方式（这些方式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间在经常一道使用）的强迫、推动和引导。这些方式包括，直接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实物税，它几乎等于向国家的义务支付；以低价卖给国家；一定比例的产出的自由销售。在欧洲的共产主义中，直到最近，一种趋势看来一直是显见的：摆脱强制性，面向市场的产出。在中国，同它的内部政策的自相矛盾相应，它一会儿朝着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变到另一个方向。
私人自留地
共产主义在农业中对市场而不是对道德激励的依赖，最明显的表现是小块私人自留地。在多数共产主义制度中，它们由集体农场加以分配，供私人家庭使用。家庭种植农副产品，有时还喂养牲畜，供自己食用。通常还允许家庭在有组织的农民市场上销售产品，虽然中国老是企图限制私人自留地产品的销售，而且现在还在这么干。
私人自留地的生产率远远高于国营和集体农场，这不仅由于私人自留地种植的是蔬菜和其他高生产率投入的产品。
私人自留地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它不断削弱了农民为集体工作的干劲。按照不同的估算，在苏联，整个农业产值的1/5或1/3来自私人自留地，而它仅占播种面积的不到35。在中国的私人自留地上（它占播种面积的也许5％），估计创造了高达1/3的农业产值。
私人自留地的高生产率当然是农场的低生产率的另一面，在农场里，是按照定额和目标以及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主张经营的。有组织的苏联农业在斯大林统治下停滞不前，1968年以后又一次原地踏步。革命35年之后，赫鲁晓夫承认，谷物生产和奶牛数量低于1916年的数字。
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上取得了大的成功，甚至连它的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若没有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市场制度对生产的引导的话。农业始终未展示光明的前景，而是证明了共产主义权威的重大失败。
对城乡劳动力的道德激励
比较农业的历史，城乡领工资的就业雇员受道德激励的情况多少要好一些，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对劳动力的控制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用把权威主义引导与市场激励结合的方式分配劳动力和调动其积极性。需要把道德激励视为抵制这种背景的东西。像在市场取向的制度里那样，多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们是靠有报酬的职业征募进入工作岗位或引导他们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的。在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对劳动力的市场激励受到最高领导人和计划者的操纵，以便诱使他们去做中央计划要他们做的事，虽然市场的作用力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几乎没有多大影响。例如，非优先的职业中工资仍然比较低。农业和商业的工资低于工业、交通和建筑业的工资。
对劳动力的权威主义安排补充着市场。直到近些年，苏联还在企图靠户藉制度控制农场向城市的迁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其他一些时期，苏联把工人们固定在他们的岗位上，只有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变动，另外，还对稀缺的劳力加以分配。目前的情形是相对自由的移动和相对自由的工作选择。今天，原则上权威主义的分配——以及广泛的逃避——
可能仍然是技校和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的情景，还适用于党团员。东欧的制度在这些方面很像苏联。
中国在就业分配上的差别是它的常常具有的强制性。从“文化革命”之后，可能所有工业就业都是行政指派的。工人们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对迁徙和职业变换的控制一般地说是为了防止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强迫城市工人下放农村。尤其是“大跃进”年代，中国下放了数百万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让他们与农民和士兵一道参加工程项目、特别是水利建设项目。
在古巴，不允许工人在未得到政府批准的条件下离开岗位。
此外，大量兼职的劳动是强制性的——有时贴上了自愿的标签。学生及一般机关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参加劳动。据估计，在古巴，8％至12％的任务是无报酬实现的，通常应给予劳动报酬。不过现在“自愿的”劳动正受到限制，以有利于工资劳动。在组织劳动力方面，权威的另一有特色的使用是军队的义务劳动。军队（它的一部分是文职）作为行政分配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服务。
“在平时，它全部投入生产。在危急时刻，它全部用于国防。”
然而，尽管军队的劳动旅现在正与军队分开，它们仍继续按军事方法加以组织。
共产主义的政府并不与工会分享对劳动力的控制。虽然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暂时解散了它们，共产主义制度下一般都有工会。但它们的作用是充当政府的一个机构，主要职能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监督经营表现。
培训计划是劳力分配的另一个办法。虽然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这种分配机制，但共产主义制度看上去更加精心和更有雄心。根据一个估计，在革命以后的九年内，中国参加专门的不脱产的技校人数增长了4倍。不仅如此，中国90％以上受过较高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自革命以后受过培训。较高教育的增长比印度快两倍，尽管印度不太精心计划的教育增长速度从1947年独立以后也是相当快的。
苏联和中国都宣称抵制市场制度并在行动上大大减少了它在工业中的作用，但这两个国家都驱使或者引导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入劳力市场。据估计，从1949年解放到1960年，在中国的劳力市场上，妇女劳动力（包括多数农村劳动力）从60万上升到800万；到1963年，妇女占了城镇就业人口的1/4。苏联走得甚至更远；几乎一半的工业就业人口是女性。悖论式地说，对于城市妇女而言，生活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它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更典型。
道德激励的采用
道德激励的经验不会简单否定上面讲过的劳动力市场。
相反，它采用了两种有节制的补充形式：首先，减少工资差别、奖金红利、计件工价、加班工作费和其他的货币差别；其次，代之以“教育”的手段，靠它引导工人响应政府号召并努力完成任务，而不是计较货币报酬。训导方式的全套手段在此都有用途。
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中国只少量使用奖金红利、计件工资、加班工作费和其他特殊的货币报酬；而且如我们前面有一章见到的，它缩小了工资差别。在道德激励运动达到高潮时，古巴许可能比中国走得更远。既使它目前在重新建立货币励激时多少偏离了它们，古巴的早先的经验仍然是重要的。
根据某种观点，关键的道德激励是存在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卡斯特罗的“团结意识和兄弟情谊”的格言内的那个动因。工作本身的愉快是另一个主要的、尽管是第二位的命题。卡斯特罗说过：
如果我们想要所有人有一天都以这种精神工作，那么只有一种责任感是不够的。道德的动力是不充分的。应当让那种奇妙无比的工作——它受人的知识引导——成为基本动力之一。
在古巴和中国，道德激励把某种东西归功于对平等的追求，它要求减少市场的刺激。它们归功于某种简朴节制的东西，它呼吁着比现实收入的成本更低的激励。它们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最后，它们归功于领导人把责任感灌输给国家共同体的某种愿望。
然而，从实践中看，在古巴和中国（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中程度要差一些），道德激励的普遍形式是竞争：争取勋章、锦旗、称号，如苏联的“劳动英雄”、古巴的五一锦旗或“游击队英雄”奖状，或中国的“劳动模范”称号。工人还可以竞争旅游机会、高档消费品、参加有声望的会议，甚至与卡斯特罗总理或毛主席见面。请注意，“道德”激励实际上并不总是无形的。通常是靠“社会主义竞赛”取得报偿，它是一种有系统的竞争。在古巴，根据一定程度的计划实现情况，和质量、帮助、期限以及特殊的改进等指标决定报偿。在这方面，道德激励制度取代了靠比索（古巴货币名称——译注）确立的无形的分数，并且作为一种价格制度发生作用，在这里，新的分数而非货币数量的变化引导着不同形式的表现。近年来，社会主义竞赛已同工资奖金和消费品的分配连在一起。
竞赛是由苏联首创的。在一场始于1935年的大规模努力中，劳动者个人——但更多的是劳动者集体——被引导着去同亚历克斯·斯达汉诺夫的一班生产102吨煤的成就竞赛，并且力争超过他（假若可能的话）。不过，竞赛运动的发端至少是1930年。
社会主义竞赛看上去很像介于市场竞争和服务社会的积极性之间的折衷办法。当卡斯特罗被他自己创造“新人”的雄心壮志征服之后，竞赛的使用减少了，以减弱竞争的动因，后来竞赛可能又恢复了元气，虽然靠的是更多的物质报酬和较少的道德报偿。在中国，人们对竞赛发生了争论，尽管仍在实行之。另一种道德激励是参与。无论古巴还是中国，都让工人们参加各种会议，同官员、企业经理或其他人一块讨论改进生产率的办法，精心考虑企业方针，评价各人的工作。
一位经济学家从他对中国的访问中报告了一个事例，他认为这个事例代表了他在工业中发现的东西。
天津自行车二厂收到顾客们的抱怨，说它的产品太慢太重。
工厂决定在中轴上用钢球托夹代替散装的钢球，以便自行车更易驾驶，但看来这将增加成本……。质量上的这个改进能够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吗？……经过分析争论，工厂瞄准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所有个人均参加的各种会议，和许多为解决问题建立的小组，都包括有经理、技术人员和工人。雇员们为实现节省的目标，递交了300多条“革新”措施建议……。
困难在于了解何以有这个事例。它是一个普遍的行为吗？显然，许多访问过中国的人，对某种创新精神留下了印象。
在劳动场所召开的会议不会把企业的控制权放到雇员手上。他们是被指望创造一种参与感，并且实际参加贯彻执行更高目标的计划。在苏联，生产会议执行了某些这方面的职能，但在古巴和中国，靠各种小集体和群众集会来细心培养工人的方式更有特色。甚至在苏联，无论如何，生产会议同其他形式的相互交换和群众宣传的手段一道，已成功地像古巴和中国一样创造出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最终应当是一种公开和生动的集体目标，它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一般地讲，像训导式“教育”一样，道德激励在中国和古巴常常是一个伪装，它背后是直截了当的权威和经常是强制性的权威。例如，在古巴，那些不响应道德激励的工人受到调动，有时被送进劳改营，他们还受到墙报的公开奚落，或者工资被削减。
实绩
“货币”，卡斯特罗说道，是一个应当尽快消灭的“邪恶的媒介”。不过，他对道德激励的兴趣，与其说是原则上的，不如说是比较实际考虑的。直到他发现古巴在两个方面同时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以前，他尚未被切·格瓦拉在道德激励上高度道德化的信念所打动；这两个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在这之后，他选择了激励古巴人民的办法——不是靠更高的工资（人民用它可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而这是不现实的），而是靠道德的激励。
古巴追求道德激励的时期是从60年代中期到大约1970年。从1970年以后，卡斯特罗回到工作规范和收入等级、对工作成绩的评价、对免费产品的分配和耐用消费品的分配的限制等方面的一个早先的制度上；依靠劳动中心，可以把它们当作物质刺激加以使用。他还明确表示要重新考虑他以前关于新人的期望，并且承认，新意识所需要的发展比他曾经预料的更长。多年来，中国在市场激励和道德激励的结合上也一直犹豫不决。
古巴领导人断定，道德激励是不会很成功的。古巴受到低生产率、懈怠的劳动纪律和不寻常的高旷工率的困扰，古巴领导人自己承认这一切已构成严重的问题。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停滞不前，工业生产出粗制滥造的产品。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些年份下降而不是上升；1970年末的GNP很可能低于1959年。
在古巴，不付酬劳动的生产率格外低下，它不光是因为缺少刺激，还由于不必付酬的经理们使用时浪费它。卡斯特罗对问题的坦率承认表明了它的严重性。他说，经理们企图使用不付酬的劳力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劳力常常被用来挤在农业劳力作业班上，在那里每天仅工作三四个小时……。天天都想发现比较容易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力求找到问题的根源。
其他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混乱，说明了离开货币激励之后至少是过渡性的（如果不是永久性的话）困难，比如，由于用极低价格慷慨配给食用糖，结果糖被拿去喂鸡和猪。
古巴的竞赛运动被评价为——不过，存在不同判断的余地——“僵硬的、复杂的、正式的和官僚化的”；它们没有“普遍的群众支持”。对在劳动场所举行的讨论企业计划的会议有各种评价。一些观察家感到满意的是，这样的会议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些观察家则相信工人们已投身其中。
鉴于道德激励对农业产量的令人沮丧的后果，古巴不止一次地从更有力地使用道德激励上后退，它不得不应付农民对牲畜的屠宰，因为市场激励不足以说服农民继续养活他的牲畜。
中国在工业中没有遇到古巴在激励方面的严重失败问题，它在20年时间内一方面能保持低工资以促进增长，另一方面不断取得生产率的提高。这要么是对中国劳动力的道德激励的一个重大成就，要么是直接的权威主义控制的一个重大胜利。道德激励的继续也许反映出使用它们的过程中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小心谨慎，和在农业的若干重要的货币激励的关节点上的一种回复。
无论是古巴在道德激励上的困难，还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小心谨慎，都未构成任何类似下述命题的东西，即道德激励无法被制造成卓有成效的式样。在这两个制度下，它们都被用来伴随一个创造新人的尝试，而不是跟在这种创造之后。如果说在古巴目前人们不足以响应道德激励的呼唤的话，仍然存在新人去响应之的可能。而且经济困难的压力几乎不允许有公平裁判的时间；渴望比上一年干得更好的念头也使得领导人越来越不耐烦。卡斯特罗坚定承诺道德激励的时间仅有5年。在这两个制度下，道德激励的潜在吁呼还受到管理层和工作程序表方面重大的非组织性的削弱，这在一个革命转变和给没有经验的经理带来新的责任的时期是不足为怪的。最后，在这两个制度下，道德激励也许还受到下述证据的削弱，即普通的工人农民显然对那些抵制道德激励的平等主义呼吁的经理、官僚和党的官员抱有好感。
在古巴，也许还有中国，在一场从对全民的利他主义呼吁的普遍退却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仍继续在参与性的小集体中依靠利他主义。所以，在中国农业中，生产小队（它有时是氏族或扩大的家庭）取代了公社。每个小队作为一个单位从集体劳动中取得报酬，个人的份额由小队来决定。
“货币”，青年马克思写道，“……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了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正是这一命题（古巴和中国像早年的苏联一样拾起了它），激发了共产主义最有革命性的一面，激发了用道德激励取代货币激励的尝试。不过，我们看到，它从未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试验。而且，它总是受到确立货币激励的实验方式的竞争；货币激励之所以被撇到一旁，并非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不过是为了贯彻权威主义的命令，常常是高度强迫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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