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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政治与市场-->22、商业企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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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商业企业的政治
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市场分配计划生产。多数消费品和劳务是销售的，而不单是靠不用价格的定量分配。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劳动力市场，用它吸引劳力进入领导人计划停当的生产线（虽然如我们所见，在中国，劳动力的行政分配几乎完全取代了市场分配）。市场制度还在农业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共产主义制度所以被认定为非市场的制度，是因为，除农业外市场制度没有被大量用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投入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这些决定由最高领导层和计划者以权威主义方式确定。
所以，撇开中国和古巴的逐渐展示的平等主义可能性不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创新是行政方面的：一种新的商业企业，加上一种确定它的安排的新的方法，靠它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把资源掌握在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场社会革命，不如讲更像是一场技术支配的革命或组织革命。在市场取向的企业中，“内部的”事务主要由内部的等级官僚制加以组织。“外部的”事务——与其他企业、投入供应商和顾客的关系——通过市场制度把握。共产主义把权威主义的、等级制的和官僚制的控制（它们在所有工业化制度的大企业中发挥作用）用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企业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外部”事务都受到公开追求模式1抱负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管理。
核心因素
粗略勾划一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非农业生产的控制采用了以下方式：
1．最高权威和他们的计划人员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之后，他们向生产单位下达投入配额和产出目标。对那些区域性的或地方的生产单位，他们则把配额和目标下达给下级职能机构或区域组织，由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计划并下达指标和定额给生产单位。
2．为了使较低层的决策命令有某种程度的分散化，生产机构被组织起来作为商业企业而非一般的政府部门那样运行；这种商业企业以货币单位为它们的产出取得信贷，为它们的投入负担货币成本，并被要求通过它们的所得弥补它们的货币开支。企业经理常常得到与产出、成本和其他成绩指标连在一起的奖励或奖金。
3．尽管逻辑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能够有力操纵价格来引导产出或投入的改变，除了农业企业的某些例外，它们却不这么做。证据是，在很多年内，价格始终不变。配额和目标在引导企业方面远比价格重要。然而，即使不是由于出自控制目的的精心操纵，价格总是迫使企业避免高价的投入和低价的产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不得不弥补它们的成本，是因为奖金与用货币概念衡量的成绩连在一块。
4．与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比较，这里的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不是销售而是供应。销售通常已有保证。投入的分配总是稀缺的。
5．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计划不能够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尽管渴望实现模式1），计划者处在模式2类型与企业的持读相互作用之间，他们在这里不断对目标和配额作出修改。与此类似，企业总在不停地讨价还价，以求得更多的投入和避免高产出的目标。
6．出于同样的理由，企业再次如模式2的类型一样，涂涂卷入了相互的帮助之中——它们互相交换投入和产出，寻求和授出好处，以弥补由计划者分配的供应的不充足。虽然多数这类相互调整的行为是非法的，它们在事实上得到计划者和最高权威的容忍。在某些这类行为中，企业是在一个简陋的黑市（black－Market）或灰市（grey－mardet）制度下活动。
7．由于没有足够的价格信息实现一个有效的计划（eeeiC cient plan），从而只要求完成一个一致的计划（consist－ent Plan），最高权威和计划者试图确保对任何既定投入的分派不超出手头掌握的范围、不让任何资源白白流掉（这就是说，他们试图确保供需相等）。为此，计划者使用了对可用供应和投入使用之实物单位的一种统计方法。这就是所谓“实物平衡”的计划方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多少有些差异。东欧的制度主要追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除外。在早先偏离苏联模式的经历之后，古巴现在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对一个如此小规模和简单的经济来说，计划性很难同苏联经济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程度类比。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更多的训导成分的预见中发现的全部迹象看，中国不同于苏联模式：也许企业多少有更大的自主性，可能中国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多非计划的购买和销售；对于企业管理，大大减少了财政刺激的使用，相应地，更多地依赖道德呼吁。
特殊的困难
卡斯特罗说，“低效率和低生产率是侵吞国家资源的无底洞。”我们看见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关注。
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缺陷的争论曾经十分热烈，有些至今为止。但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逐渐形成一个共同见解，即像市场制度有它的典型的缺陷清单一样，共产主义制度也受到一份有特点的缺陷清单的烦扰。
缺陷就是第5章勾划过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完善性。
它们构成了权威制度下定量配给抉择的一般困难和经济选择的特殊困难。从而它们包括了过分集中的问题和在分散化的等级制度协调失败的问题。它们包括了投入分配的不充分标准的问题和（更普遍地讲）成本的不充分衡量的问题。它们还包括找出为企业所需的令人满意的衡量标尺或成绩指标的困难（一些人可能说成“不可能”）。须牢记，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有效价格和市场应付解决的问题。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循环论证，它们是缺少有效价格和市场制度时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这些缺陷不成其为拒绝共产主义的一种结论式的根据，恰如市场的典型缺陷给拒绝市场制度的态度提供的结论式根据一样多。
增长的纪录
尽管存在权威主义对工业指导上的特殊困难，相对而言，共产主义的增长率是很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单位资本增长率可与其他制度“100年”的增长率媲美（见表格22．1）。
1917年革命之后，苏联的增长率当然高得多。它的数字可与瑞典和日本相比，比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高得多。但苏联在1928至1958年期间从未有过很高的增长率。
有一种对工业增长率的计算，拿1960年至1968年期间共产主义的东欧与13个市场取向的制度及美国作了比较；它显示，平均的年工业产值增长率在前者那里是6．7％，在后者那里是5．7％。
不论是按共产主义制度的标准，还是按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标准，中国的增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内，单位资本的年增长率为3．8％，与此相比，苏联是3．8％，美国是3．1％。另一个与此相似的对中国的估计表明，1957年至1974年期间的年平均总的GMP增长率为5．2％。
增长率为5．6％，与此相比，苏联是5．3％，美国是4．3％。
表格22．3展示了最近一个13年（比十进位制意义的估算更粗略一些）增长率的排列情况。它表明，共产主义制度比不上日本和巴西一类的跑在前头的国家。但这个比较1960至1968年工业增长率的比较，不那么有利于共产主义制度，它反映出欧洲共产主义增长率的局部下降，这在60年代十分明显。从1958年以后，苏联在增长率上的成就同其他国家类似的单位资本收入相比不太突出。
对古巴的增长率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在紧接着革命后的两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也许增长了10％。往后几年不太清楚，但从1965年到1970年间GNP也许下降了30％，这正是强调道德激励的年代。从那以后，卡斯特罗声称年平均增长从5％到13％不等。
欧洲共产主义内技术工艺落后的特殊问题
“共产主义”，列宁说，“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整个国家的电气化”。在苏联，培养了大批的工程师，工程师有时还上升到政治局的顶峰位置。那么，也许可以期望，共产主义将证明发现或发明创造精尖技术工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的确，在某些环境中，共产主义制度正是这样。苏联的宇宙航天和军事技术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这方面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缺陷是技术工艺上的落后，中国共产主义下的训导因素或许能够避免它。共产主义者对此发出悲叹。撇开特殊的环境不论，苏联用于发展的一般公式不是强调高水平的技术工艺的熟练应用。相反，发展的实现是通过迅速把劳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通过（1928年到1937年）强制储蓄大力集中资金，创造出新的工业。依靠这些办法，苏联在30年内取得了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花五六十年时间取得的进步。
苏联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办法的潜力已经耗尽。已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人力转移和资本动员。领导层对此也很关注，因为资本和劳力的生产率在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里一直在下降。技术工艺的进步并未抵消投资成效的减少，像其他的工业化制度的情况一样。人均小时工作量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苏联曾高于多数工业化市场取向的制度，从1958年起直到现在又落到了后面，柯西金（Kosygin）在1966年党代表大会上对此发出了痛惜之声。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具有同样的问题。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奥塔·锡克（Ora Sik）写道：“在1962—1963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停止了。”
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始终面对缓慢的增长率，发现它们有赖于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的创新来源：发明采用国外的创造、迅速将发明创造分散转化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不光要有计划的改进，后者多年来已取得了进展。
说中国如何如何成功尚为时为早，随着它越来越工业化，中国也要回到实际的技术工艺的发明创造上；无论如何，苏联或毗邻的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已发出了承认工艺技术落后的警报。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不得不承认以往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变为靠把强制储蓄作为可能的工业劳动和投资资金的新的来源，是令人尴尬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消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使社会转变为模式1类型的生产资料的“科学”组织，可以为苏联制度先前的成功赋予良好的信用。在官方的宣传中，问题有时“表述为通常是重大的国家范围的紧急情况而造成的。”苏联经济研究所所长写道：
客观上，……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计划必须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体系的领导环节。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环节也许实际上是整个复杂的机制中最薄弱的一环……。
困难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是为一种比现在的苏联东欧的经济和社会简单得多的经济和社会设计的。当5年计划在1928年首创时，产品的数量——有人说苏联有2000万种产品——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目。1928年，工业有300万工人，现在这个数字翻了10倍。工业生产的技术日益复杂。
问题是由共产主义在外贸上的困难而硬性造成的。由于技术工艺的粗笨，除了军火之外，苏联只能把少数几种它的工业产品销售到共产主义圈子以外的国家（某些特殊的安排是例外，比如对外援助，它迫使受援国购买苏联产品）。它的工业产品不适合国际质量标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制度中技术工艺最发达的国家，刚刚开始为世界工业市场有效地安排生产。一份对捷克的研究报告注意到：
捷克所洛伐克的机器可以支配西欧市场，其价钱通常按公斤计算不到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2/3，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材料投入经常是更多——这个事实归咎于一个较低的技术工艺水平，广义上的粗制滥造，不充足的设备和服务，等等。
为什么技术创新落后？最简单的答案是，共产主义的企业不具有市场取向制度下的企业那种创新的动力。在一个要求经理适合产出定额的制度中，创新对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假如他用新的技术工艺进行试验，他可能无法完成定额。如果他成功，他害怕新的定额将强加给他。
但是这个答案是不完整的。试想，当领导人认识到企业创新积极性方面的弱点时，他们将从别的什么方面建立创新责任。他们这样做了。创新的压力自上而下，始源于党和鼓励创新的特殊机构，比如，为创新制订的专门计划（作为年度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规定新种类产品的生产，工程设计机构，技术出版物，和详细讨论国外技术工艺的出版物。可是这些办法没有获得普遍成功。
党作为一个创新的机构，随着年龄增长已失去它的创新热情（在有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这种热情）。它日益成为专替制度和它本身作意识形态辩护以及监督政府和工业的人事安排的一个机构。工程设计机构缺少积极性。机器制造业由于它创新积极性的衰弱而遭受损失，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正是靠这一部门，使创新得到为新工艺技术找到使用者的机器推销商的积极推动。为技术创新设立的正式计划过程，具有前面已经识别的计划的全部缺陷，在这方面，计划成绩是经济的所有方面最差的。在苏联现实中，用于资本更新的配置和资金相当吝啬。由于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缘故，甚至当已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或更换新的生产工艺时，它还是要花费比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多2到3倍的时间完成任务。
改革与市场的政治
仅仅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有可能讨论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的缺陷造成的后果；60年代时，改革几乎到处受到认真地展望。东欧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所需要的，是医治过度的集中化，为增长释放首创性和创造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试验了有节制的地区性管理，后来因不成功而放弃之。一个更大的和不同的分散化前景吸引了许多国家。不过分散化的单位仍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调。如何实现它？市场似乎是一种可能。它能成为增长的一个新手段吗？
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东欧制度都卷入一场改革运动中。
南斯拉夫早已偏离了标准的共产主义模式，现在则进一步偏离。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方向上开始并持续了一段重要的重建工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家们承继了东欧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他们在朝着市场和政治自由方向上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导致了苏联的入侵，它使这个国家回到原来的状态。
改革的关键主张是自由化、分散化和市场制度，它们可以视为模式2对模式1的温和挑战。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把柯西金1965年宣布的苏联改革概括为下述尝试：
——向着企业的价值目标而非实物目标的转变：由实物产出最大化的尺度转向利润最大化的尺度。
——减少下达给企业的目标数量，使企业有更多的灵活性来运用它的投入。
——扩大企业在取得投入方面作出自己的安排的权威，这就是说，实行企业之间市场交易的某种新形式而非行政分配投入。
——（在某些情况下）向企业提供信贷，即它的产出符合成功销售的产出标准；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出提供信贷，不管它是否为顾客接受。
——对于经理和雇员，新的财政激励与企业的利润连在一起。
——有限的价格改革，它将影响价格朝着有效价格方向运动。这些改革的“技术性”外表下隐藏了我们所见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内容。一旦改革开始发生效果，苏联领导人就打起了“退堂鼓”。到70年代，已经清楚，在除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改革者的期望正在变为失望。在对苏联企业经理作的一次调查中，几乎60％的人报告说，在他们身处的环境中，曾经指望改革的供应体系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56％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独立性丝毫没有改革允诺的增长。甚至从一开始，市场化改革就受到另一种方向的改革的挑战，一种旨在按照模式1类型使计划更加科学化的改革的挑战。
假如我们能确知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发动、它为什么遭到反对和为什么不久就夭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特别是模式1与模式2之间从未停止过的冲突（它是任何社会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我们也将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对于政治、尤其是对于权威（它在模式1里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的深刻含义，哪怕市场制度仅仅按照改革的建议作谨慎的扩展。
起支持作用的思潮
在式微的实绩之外，各种思想潮流却支持着改革。灰色市场和黑市的存在，以及模式2特征的其他相互作用的存在，可能说服一些领导人相信，如果不能压制这些相互作用的话，也许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它们得到系统的利用。如第2章注意到的，官僚制有时非常喜欢一个组织不当的市场。
在改革论争中，经济学家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当一定程度上从斯大林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后，他们开始吸收西方的经济理论，并让他们关于经济选择、价值、成本和价格的原则主张被人接受。对于这种讨论，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障碍是，共产主义思想把市场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被误解的话），划分了细致的界限，认为：
从所有这些范畴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味道很浓。避开这些范畴不是更好吗？
不，不会更好！当我们讨论控制我们社会生产的方法的选择时，仅存在一种选择的尺度：这些方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到底有多大帮助……
市场管理方法，利润以及灵活的价格……可以是决定性的，这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地球上先于社会主义而出现，一定程度上，这些方法也可以把长处带给社会主义经济，它们必须在这里找到它们的位置。
学者们在争论中始终未能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是否应把发动经理和技术人员看作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这些人从工程技术和经济角度出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被视为对党的垄断控制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仍然是驯服的和（政治上）软弱的。
不过，随着苏联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复杂结构，随着从未有过的广泛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苏联社会占据了特殊地位，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工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作家、教授以及其他学者——开始讨论一个垄断较少的社会的情形。一旦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心对这些新的专业人员的激励会造成损失时（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制度自由化），他们具有的影响超出了他们说出的东西。
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对经济改革的要求归入一个更广泛的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要求。在1970年萨哈罗夫（Sakharov）第二个著名的宣言中（还有两位科学家加入这一宣言），他敦促“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通过雇员参与管理使工作场所民主化的较早的主张，这时又复活了；苏联思想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一阵热情之后曾抛弃了这种主张。
甚至数理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的争论中也以他们的技术语言夹杂了这类民主化要求，比加，说它作为“管理的民主化……
是为了民众创造行为的发展。”
另一种思潮也在起作用：例如，知识界试图通过经济改革为自己争取更高的收入，这个现象在东欧改革中尤其明显。还可听到为集体农民要求“宪法”权利的声音。
抵制
改革遭到各种各样的抵制，有小的理由和大的根据，出于混淆的和出于正当理由的，机会主义的和严肃思考社会前途的等等。
抵制态度一个大的根据是，改革完成了广泛破坏性的东西。当经济的改革最终与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时——
例如，地下流传的关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公民自由权的段落就是这样——，它对整个制度构成了挑战。
按照精英阶级对能力的声称（适合于模式1），根本性批评的唯一声音在深刻含义上是破坏性的，甚至超过了它在技术方面的非法性。批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宣扬不同于国家政权的观点。从它具有使利益多元化合法化的角度看，它也是破坏性的。国家的崇高地位还受到下述看法的削弱，即：
正像工业企业的经理需要目标和成绩指标一样，党和政府的官员也需要这样。
把企业经理放进市场关系的某些实际经验也具有扰乱作用。最大的变革出现在农业，在那里，集体的经理被赋予类似追求利润的企业那样活动的较大权威。两个后果说明，市场取向的管理方式何以造成破坏作用：人们最终断言，农场企业即集体农庄现在需要保障自己在市场中活动的能力的“权利”。而且，农民们开始显示出要求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迹象。模式2发出了取代模式1的威胁。
价格改革
然而，看起来，似乎那种比较受限制的价格和市场的“技术性”改革——远不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制度——
也许在不会造成破坏的条件下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发问，为什么一个瞄准技术的改革和有效价格的有节制的积极性会受挫？
人们常说，共产主义企业使用的价格——苏联企业的特殊价格——是仲裁价格。这就是说，它们不像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后者产生于市场制度下企业的自由买卖。但是，如果它们丝毫不像有效价格，完全是任意武断的，它们肯定无助于计划者或行政管理人员对它们的任何使用。他或许还会以吨位或其他一些实物单位进行统计。
事实上，共产主义企业使用的价格大体上——极其粗略地——类似于有效价格。虽然不是像市场制度那样系统地与相对稀缺状况联接并因而有过分的歪曲，但它们并不简单就是偶然的或武断的。它们以特别的方式松驰地反映相对稀缺状况。这方面的证据是，它们具有与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可识别价格的类似之处。共产主义的价格继承了共产主义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价格。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价格的建立还不断受到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格的影响，尽管很难讲多么密切和多么系统。比如，斯大林曾以赞成口气提到中央委员们的一个看法，即：“棉花绝对比谷物昂贵得多，这已为世界市场上棉花和谷物的价格所证实。”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价格还受到相对劳动投入的极大影响。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一个有高级劳动（复杂劳动）投入的商品被赋予了比一个有较低的或较差技能的劳动（简单劳动）投入的商品更高的价格。既然劳动在任何生产体系中是一个主要稀缺之物，劳动投入也极大地依赖有效价格得以表现。最严重偏离有效价格的价格是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承认租金和利息。但至少在苏联和东欧，人们找到了意识形态上不会招惹异议的伪装，把价格同各种变化形态揉合在一块，用它不完全地取代了租金和利息。
虽然说共产主义的价格大体上是有效价格，仍有必要强调它们是多么地粗略。在苏联的情况下，人们把它们描述成“严重扭曲的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和古巴的价格有类似的问题。让我们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共产主义制度使用价格，既然之所以使用它们是这些价格至少是大体上的有效价格，为什么一场有节制的价格改革会受挫呢？
一个原因是，苏联多数的工程师和计划者并不理解价格。
价格改革受到经济学家的敦促，其根据是它有助于改善衡量办法、用不太稀缺的资源取代比较稀缺的资源、使产出目标符合生产它们时花费的成本。工程师鉴于自身的原因赞扬了工艺上的复杂性而不考虑成本。他们高度评价生产工艺的最佳方式，而不是适合成本的最佳方式。多年来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冲突，一方是军界领袖，他们要求有最先进技术的武器；另一方是作为顾问聘请的经济学家，他们想要的不是用尖端技术装备的极其昂贵的武器，而是“最有效的一击”。
不仅如此，价格改革还是一个艰巨的和令人头疼的工作。
苏联可能有两千万个价格。另一点原因在于，它从经济上讲是摧毁性的。朝一套新价格的转变极其困难。某些部门总会受损。当始料未及的混乱一旦出现时，这种混乱对许多官员来说似乎太严重，他们无论如何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理解有效价格。它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始终不愿修改仲裁价格（它们导致多种进口货物关税）。在美国，改革者的论点遇到了官员们同样的冷漠，后者要么不懂、要么无视有效价格的任何长处；某些行业的受损情况严重到足以中止改革。
反对价格改革的另一种态度认为，尽管采用有效价格的目的是让价值和稀缺方面的考虑取得对生产、投资、工艺、工业布局等问题的决策的重要影响，这些决策都涉及各种集团的重大利害关系。例如，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人宁肯继续实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譬如说一个企业的设置不是取决于经济的评价，而是决定于有关他们工作的重要的政治考虑。他们同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没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在参与政治分肥时是不管经济理论的。军方对价格改革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它担心出现面向消费者的经济的重新引导和偏离重工业。
在与东欧制度的关系上，也许可以说苏联希望保护整个苏联体系的既得利益。在东欧，市场化改革被认为对于东欧制度在与西欧贸易上的成功是有必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价格改革构成了一个威胁——对于苏联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对于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对于苏联本身。苏联领导人懂得，某些单纯的改革也会使这些国家多少离开对苏联的依赖，只要它们与西欧贸易不断扩大。他们也知道，一些东欧的领导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渴望发展贸易。
面向有效价格的运动不言自喻地含有使政治—经济结构和角色作出潜在的重大调整的意义。共产主义者比处在我们社会中的人更了解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从未出现过深刻的价格改革的问题。例如，早在1938年，莫洛托夫（Molotov）就警告说，“价格牵涉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一个反对价格改革的进一步的看法是，新的价格将反映消费者的偏好而不是领导人的偏好。这里，无论是苏联领袖们还是外部观察家都犯有一个严重混淆的错误。不必把价格改革设计成反映消费者偏好的样子。我们已经见过，它们可以被制订出来反映领导人的偏好，例如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的模式。
仍然有一个问题。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市场制度都是围绕消费者购买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价格在它们那里反映消费者偏好。尚无任何社会设计出一套反映领导人偏好的价格。可以理解，对于苏联领导人或其他任何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尚不完全清楚的，正是如何在现实中取得它。
在苏联和东欧制度下，有一些经济学家掌握了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的概念——光这是不够的；在美国，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懂得经济稳定的新方法现在是可能的——这才是充分的。凯恩斯对控制衰退和通货膨胀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它要求的仅仅是对公共政策作出有节制的改变，而它用了20到30年的时间才从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变成了国会中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市场制度下实行计划者主权的观念不是容易掌握的——即通过一套与最终产品的计划目标相联系的市场，中央权威可以指导整个经济，这中间又不靠传统的权威主义控制。
这个观念之所以可能特别难掌握，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陷入了对企业的行政控制与靠财政控制反映出来的一个次要控制制度之间的冲突之中。在苏联，一套被设计出来但无力的价格体系试图引诱企业追求低投入价格和高产出价格，同时做出与它们的行政指令相反的决定。结果是，为堵塞漏洞而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毫不奇怪的是，最高权威最终把通过价格实行的控制视为实现它的意志的一个障碍，而非贯彻这种意志的一个工具。
一种反对价格改革的决定性的意见——仅对少数理解反对意见的人而言——是按消费者偏好或计划者偏好建立有效价格其唯一已知的方式是创造现实的市场。价格改革的实际意义在于，改革者们不得不消化的，并非一种新的价格，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制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市场，与它有关的最终需求从政府、到中间产业、直至劳动力市场和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改革在经济组织中绝不是一种小小的改变。它直抵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心脏。
企业自主性
如果说上述作为“技术”的价格改革的那种东西事实上含有建立市场制度的意思，那么更加不奇怪的是，建议中的行政管理的改变——更大的企业自主性——当然会产生令人烦恼的政治意义。
为何改革没能达到至少是充分扩大企业自主性和造成分散化好处的程度呢？在多种原因中，有一个是，许多企业的经理害怕会突然加给他们新的责任。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所需的新的能力。而且，那些把自己生涯押给行政上司、甚至押给企业“小监护人”的党的官员们，从职业考虑而担心改革。当行政的分散化用中央行政官员的代价增加了地方或省里官员的权威时，直接的分散化对于企业来说仍然毫无希望。更重要的是，看来随着苏维埃开始分权——给予企业某些自由，例如它们如何以及靠什么投入才能取得它们的产出目标——有一点变得明显起来，即改革后企业之所以能做出投入的有效决定，仅仅是因为价格不再是仲裁的。如果它们仍然是仲裁价格，企业就会不充分地使用高价投入，并过分要求低价投入，而不顾实际的稀缺状况和投入的效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内分散化改革常常搞得很糟，原因正是旧的价格还占据主导地位并误导了企业。企业自主性的改革无法立足。它需要价格改革。
领导的双重性
除了对企业自主性的异议之外，还有一个反对意见：共产主义者反对市场取向的制度那种类型的领导的双重性，反对企业经理在这里享有特权地位。总而言之，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害怕“工业特权人物”的出现。
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内建立市场制度，需要企业经理必须能自由地拒绝生产由最高权威要求生产的东西，除非后者愿意付出必要的价格。一个实质上的双重领导因而在共产主义市场制度下是必要的，像在任何其他制度下一样。它不止是私有财产的一个后果。而且，需要一套规则体系——用规则约束更高的官员，防止他们命令他们不情愿付酬的事情。为了影响高层次的控制，最高官员必须同意，在较低的层次上，他们的手是受束缚的。这样一个安排也许没有“资本主义的气味”，但它对管理精英来说确有立宪自由主义的微弱味道。
甚至设想共产主义领导人不采纳充当傲慢的讨价还价人的前景暗淡的主张，但新的政权肯定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控制，而非通过命令实行的单向度的控制。
在对新的领导者有关所谓委托决策的控制上，苏联领导层将遭受最严重的损失。我们在第11章已注意到，对于将要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市场制度给予消费者或计划者一种相对直接方便的控制，但没有让他们控制委托决策，如工厂选址、技术工艺、劳动力的组织、经理的招平等问题上的决策。
委托决策受到消费者或计划者购买的控制，仅仅指这样一个范围，即：竞争或自觉降低同等成本的法则，迫使经理们寻找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我们已指出了怀疑下述论点的根据，那就是，任何这类法则都是有作用的。如果说政府领导人会以譬如说这样一种方式设置一个工厂，即它是为了地区发展或实现其他特殊目的，那么市场制度从不向企业经理发出任何这类信号或指示。
作为贯彻最高权威对经济的控制的一个手段，计划者主权制度在一个关键方式上有别于行政的控制。像第11章指出的，一种控制是靠详细说明最终后果，另一种控制是靠说明程序。在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下，为了按照计划的生产目标实现对企业的更有效的控制，最高权威不得不屈从于许多这样的控制；换了别的场合，最高权威通常会对全部生产过程加以管理。问题在于与实业界在私有企业制度中的特权地位对应的实体的出现。尚不清楚的是，即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和通情达理的最高领导层，是否会接受这样一个态势。不仅如此，若在重大公共政策方面出现了双重领导，可能会给它的利害关系造成新的复杂性。其中之一是要求更大的工会自主性。市场制度让企业经理追求有偏向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顾其他的国家目标，这种目标也许承担着比方讲工厂设置或工艺选择的任务。作为市场改革的一个结果，企业经理会因此成为模式2类型的第一个公开声称自己利益的专家或党派领袖——这种人不会“在理论上”追求单一的集中的国家利益，而这正是现在所有共产主义领导人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对象。人们也许谈论把工会作为对企业经理的一个必要的平衡抵消力。即使新的有派性的经理仍然处于“政治”之外（按照一般认为的“政治”含义），他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考虑，和根据可以视为对立面的抵消集团的考虑，推出制度内的多元化的创新。
对我们有启发的，不是60年代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这场冲突本身。由于无法让模式1的追求富有生命力，60年代时，苏联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比起以往几十年更多地敞开了他们的心怀，来对待模式2式的大的混合体可能具有的长处。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一个新的发展进程。使他们回头的考虑，揭示出市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我们在有关多头政治的分析中已经看到这种影响。我们现在又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见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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