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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个通向民主的未来吗？

　　最后一章将把前面各章的许多命题集中起来，以说明未来进一步在国家政府中追求民主传统的可能。人们假设，这种可能不仅限于现有多头政治对民主的不完善的近似中。从现有的一个多头政治到另一个多头政治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它们的差别不足以为潜在的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新方向揭示多种机会。
　　大胆构思的主要的新的民主选择尚未设计出来。它们也许永远不会设计出来，尽管它们的设计可能有一天对多头政治的生存成为至关重要之事。在平等主义者眼里，民主运动很少有大胆的追求——例如法国革命。它始终是小心翼翼地、犹豫不决地创造新的政治形式，被人从尾部推向一个永远含糊不清的未来。议会制政府把它在英国的诞生归功于皇家贵族会议的逐步扩大，靠这种东西适合于并非一个新的民主设计而是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需要。在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把他们的使命视为约束（不过是贯彻）大众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英国一样，在美国，选举权的扩大总是由这个或那个政党完成，它们仅仅是为了取得对其他政党的优势。黑人政治权利的获得，只是当持续的拒绝已成为令人愤慨和具有毁灭性的事情时，才犹豫不决地授出。一个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对政治的参与，是30年代大萧条的一个偶然后果，当时产生的争取劳动权的请求是为了组织集体的讨价还价。根据同样的方式，新的多头政治形式设想更多地是从新的问题、政治战略和历史的“偶然事件”中产生的，很少是按照民主原则或理论设计出现。
　　可是，新的形式看来是迫切需要的。在美国，很多公民担心社会问题正在摆脱政府的控制。我们正在失去控制。我们的很多孩子不会阅读。工作没有保障。货币不具有应有的价值。在有些时期，空气不适合呼吸。街道不安全。而且总是有炸弹爆炸——一场偶然事故——的可能，如果不是原子弹爆炸的话。
　　国家的状况指明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有麻烦的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是各个多头政治一定程度上共有的。第一是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模式，尤其是多头政治中相互调整的程度和特征。这方面，没有哪个多头政治让人满意。

　　相互调整的无能为力

　　对我们通过相互调整解决问题上的困难，有一个共同的诊断：责任过度分散。政策制订表面上是某个立法机构的责任。几十年以前已经清楚的是，首创性实际上在总统那里。但是他若没有国会的合作就几乎无法制订政策，可国会常常自行其事。在国会里，各委员会和它们的主席又各搞一套。联邦政府拒绝承担它声称应由各州承担的责任。各州靠把责任推给联邦政府而互相报答。往下碎片甚至更多。在某些问题上，首创性的可靠来源也许是一个公司、一个工会或某些私人组织。然而一个普通公民常常不知道在哪儿寻找行动的机会。我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感到绝望的是，任何人行动的时候，或我们认为任何人要行动时，总会有人或组织设置障碍。
　　人们总想匆忙得出结论，说模式1毕竟是社会的一个合适的模式。确实，每一个新的集体问题，作为更大问题的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科学和技术的疑难都需要“正确的”答案。错误的答案对于人类未来会造成高昂的代价。因此，需要多头政治发现新的方法，推动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应用。虽然它在所有政府中都是一个老的问题，但随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变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核事故，空气污染和能源短缺，都是科学技术的后果。
　　但是，对待更大的问题，模式1拥有的那种无所不晓的精英仍然不够。那么一个可供选择的结论——不论是匆忙地跳到这个结论还是有条不紊得出它——是拥有大大改进的战略性决策（不管是分析的或是相互作用的决策）的模式2。相互调整方面的无能为力，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应当比较无能。
　　重建它是一个显见的抉择。
　　每个人都懂得，市场的相互作用也许将要被重建——比如，通过反托拉斯法，或者工业组织的某种变化。然而作为改进决策的一个普遍公式，相互调整的重建被赋予的重视很少。我们从上一章可以找出如何做到它的事例。计划者们可以被带进决策过程，这要么是靠把决策提升到模式1类型的毫无成效的努力，要么如我们所讲，为效率或相互调整过程的缺席者提供发言机会。后者当是专家在模式2的相互作用中充当的角色，我们刚刚把它与专家的公开的纲要性角色区分开来。
　　难道正是在它到底为何物的问题上，分散的相互作用（在美国正是用这种分散的相互作用制订政策）出了毛病吗？
　　准确地为毛病定位，或许已指明了解决办法的方向。
　　有一个缺陷可能是致命性的。即对于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设性的政策，反对者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它。在多头政治中，否决权被以这样和那样、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给广泛地分配掉了。它们在美国尤其明显。尽管美国总统不能强迫把任何动议强加给国会，但他可以否决国会提议的任何东西。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尽管少数议员不能在任何政策上积极行动，但他们可以阻止两院的行动。尽管参议院或众议院不能把任何政策强加给对方，但它们各自可以简单通过不开会的方式否决对方。尽管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好几打委员会都不能强制实施任何动议或任何过激的行动，但每个委员会都可以制止或拖延立法。因为我们的制度是联邦制，各州在一定范围内同样可以阻止联邦立法。联帮政府可以在其他方面制止州的行动。在多头政治下，运动、首创、或革新，都需要一个复合体的合作。制止或妨碍变化，是赋予许多人和机构的一个法律特权。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公共问题特征的改变和妨碍之后果的相应改变，否决权甚至更有威胁。根据民主思想的一个主要传统，政府被设想成统辖诸如财富和权力这类好处的永久分配。在任何时候，总有人提出比较多的权利要求，而另一些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总会把他们大得不成比例的份额让出一部分给新来者。一个人所得是另一个人所失。以新来者的眼光看，现在正在恢复政治哲学的一个老传统，分配问题正在淡化。所有公民现在共同关心和平、能源贮存、环境保护、经济稳定以及其他共同的或集体的问题。决策的某个失误会使整个社会陷于严重危机。一个人的损失现在是所有人的损失。
　　对多头政治的生存来说，正在形成的危险在于，否决权越来越针对的，不光是建议中的再分配，而且是对集体问题的建议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对新学校预算的一种再分配的否决，会使某些集团感到失望。对一个集体问题——比如能源政策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否决，也许会把社会推往通向灾难的旅途。
　　除了政府固有的复杂程序外，否决权威在别的地方甚至分配得更广泛。这些否决权威的基础主要是商业企业的自主权。这一点是传统的政治学所忽视的。市场制度要求，企业在多方面受到一种权利的合法保护，这就是对国家说“不”。
　　更重要的是，它的特权地位允许它以环境污染和退化、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失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这类方式妨碍政治。如我们所见，实业家们需要做的，不过是说服政府官员相信，改革将损害实业。他们的否决权是强有力的和无所不在的。
　　正如社会科学文献记载的那样，我们在构想旨在消除实业界特权的相互调整或多元化的多头政治上的失败，说明我们对否决权和重大的相互调整的现象的理解是多么贫乏。没有一个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实行过这样一种多元化，即没有实业家占主导地位的双重角色的多元化（这双重角色是指，实业家一方面是企业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是无比强大的选举竞争者和利益集团成员）。一个没有实业界否决权或这种否决权大为减少的多元化至今尚未出现。
　　那么在重建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要遏制什么样的否决权？允许哪些否决权？在此，同市场决策的比较，可以改变我们思维中关于否决权的整个特征。如我们以前注意到的，市场制度对于创新至少是有一种重要的癖好。买者和卖者一般说来可以自由交易，而不论对第三者是否有负作用。因此，商业企业任意采用新产品和新技术，而不论在这样做时它们是否毁坏了技能、企业或共同体（社会）。市场制度的特点恰好是否决权的反面。在市场制度下，少数人或个别人可以创新，但不能否决。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状况。如果否决权对多头政治就像传统所声称的那样必要，那么市场制度也应有类似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制度下否决的相应缺少和创新的容易对于公司采用重大市场决策是理想的，那么，它们或许正是在多头政治中值得推广的理想特征？市场取向的社会几乎还没有开始思索——通过这种差异——两个不同领域在首创性和否决权之上的价值。事实上，存在有待揭示的二者的异同。
　　既然我们的任务不是开药方，以上便是我们在否决权问题上所能讲出的全部内容。这个问题非常有助于阐明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相互调整模式的可能。它还告诉我们，重建工作牵涉到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

　　交替位置

　　对于负荷着民主的未来，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在所有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存在一个由实业家的特权造成的基本结构问题；实业家要求把特权作为他们的表现的一个条件。实业界的特权多少表现为，许多当代的问题，如垄断、通货膨胀、失业、环境退化，尤其是对多头政治的妨碍，要依靠一个歪曲的相互调整模式才能够追根溯源。有无可能使实业界要求的最小限度的特权同对实业界特权的取消（包括否决的特权）调和，来加快对上述问题的解决？
　　这在公共政策制订中是一个老的、基本的、永久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没有哪个市场取向的制度可以躲开它一年、一月、一天或一小时。它不是靠下述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像许多批评公司的人告诉我们的，即单靠约束大公司，给它们下达机械的指令，不管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它也不像公司的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般简单，即依靠如履薄冰式的精心管理，保护公司在生产方面的高度技能。同样不是另一种相对简单的问题，即使上述两个立场折衷妥协，仅需要我们给予公司它们想要的东西的一半。这一半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可能已经太多，在这里，哪怕是已经减少的公司权限仍然是新的化学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疾病的一个不充分的受控制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半的东西对于引导公司生产可能又是不足够的。
　　那么，在什么方向上寻找解决办法呢？我们可以勾划一个可能性，作为必须权衡的战略的一个例子。政府可能承担一个繁琐的任务，设计出使对企业的财政指导同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结合起来的多种方式。这是缔造市场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混合形式的特殊方式，像第11章已经介绍过的那样。
　　事实上，关键的战略是，从企业手中赎买某些特权。
　　政府怎样靠这种冒险的方式行动的一个线索，出现在一个靠不住的地方：宇航工业和其它按国防合同生产的工业。我们在第8章注意到，它们将会接受从一般标准衡量是仔细的控制。尽管表面上坚称公司自主性是不可缺少的，军火合同商始终愿意出让一些。他们渴望得到的政府合同需要他们这样做。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付钱。这些工业算不上理想的模式，既然它们取得了——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工联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与负责军工合同的政府官员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控制。但这条线索是足够清晰的。实业家们或许愿意卖出他们的许多特权。
　　但是一般的实业能够有如此丰厚的利润吗（作为对利润的报答，实业家将接受大量管制）？在企业为普通市场而非政府合同生产的场合能够做到这点吗？我们再次可以在宇航和军工部门找到有关可能性的线索。政府提供了它们的大部分资本，为它们的大部分风险担保。生产国防合同的最大承包商是在工具设备领域，他们的生产设施的将近一半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生产设备不是免费提供的，但政府对它们的供应使企业避免了大的和有风险的资本开支的需要。美国政府还承担很大比例的研究和发展成本。在美国，有2/3的研究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也为某些工业提供生产资本，为风险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政府还为有利可图的销售提供保障。显然，政府以往没有仔细区分两种类型的特权：一种特权是直接保证利润，另一种特权是给予公司自主性，让它们没有什么约束地追求利润。公司坚持要求两者，几乎不对它们作出区分。决策者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对两者的要求。一个建立在对两者的根本区分之上的政策，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可能。
　　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公众对此的普遍厌恶，即用补偿财政好处的设计纵容公司，换取它们接受行动自由的某种减少。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政府和公众必须为施加控制的特权付账？——这种特权的过分要求被设想落在政府头上。但它不是一个权利或权威的问题。它是一个把对商业企业的社会控制同对企业的引导结合起来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共同的模式是，给予公司的财政好处并未停留在原处。它们以增加的生产或较低的价格的形式重新出现。公众长期以来就有一个错误想法，认为公司能够行事公正和照章纳税，不会把负担转嫁公众。还有一个错误认识是，能够在财政上纵容公司，与此同时按正常情况讲却不能满足使用它们产品的更广泛的公众。
　　然而，会不会公司的经理们靠下述方式使自己和股东更加富有，即不让他们获得的财政好处体现在增加的生产和较低的价格上？这的确是一种可能。但它也许可以用税收政策很好地加以控制。如果否决权问题可以得到克服，那么税收和转让政策或许能够应付对公司盈利有负作用的收入影响。
　　但是，为什么公司管理会作为为了得到财政好处而放弃自主性的动机呢？管理的好处被证明是一种错觉。它们作为利润出现在公司的账本上。可它们并未把管理层和股东的收入辟为它们收入的有吸引力的余额。否则，假如它们是这样的，那么很快就会被税收抽走。答案是，像第3章注意到的，公司的盈利过程是一种游戏、习俗和惯例。公司的盈利可能像游戏中的分数，即成功指数，它没有个人收入的含义。况且，如果它并非对所有公司经理都是真的，至少对于一种新的拿职业薪水的经理看来是不错的；随着公司管理层的位置越来越多地朝着想要成为拥有游戏特权的人敞开，这种经理的数量正日益增加。
　　靠财政的纵容抵消管理的加强，这个战略不会保证有把握的成功，因为情况也许是，它在某些方面唤醒了实业界领导人（他们看上去在捍卫产业时处于守势），使他们意识到它对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是一个新的普遍威胁。但这个战略指明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政策可能有重大的发展。我们的论点是，在公众讨论和政策试验中存在一个基本上没有揭示的可能性。揭示它，我们兴许会发现一种未来。

　　社会经济阶级

　　承受多头政治的未来的第三个问题，是阶级灌输作用的明显下降。
　　考虑一下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它部分地归咎于对每个国家的资源的超额需求。最典型的是通货膨胀产生于对产品和劳务的超额的市场需求。然而，近些年来，在公共福利纲领中，在集体的讨价还价中，在形形色色的方式中（在那里，各公司在市场上使用它们的交易力量和利用政府的帮助抬高价格和费用），通货膨胀的多种需求受到了压力推动。近年来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也许反映出公司对盈利水平的要求，尽管销售价格一再上涨，它仍然没有引导公司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从事生产。
　　现在有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无法进一步使实业界必要的特权要求与强大的工会和福利国家的需求协调一致。确实，英国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实绩足以让许多观察家相信，至少有一个国家已屈从于不可调和的需求的基本问题。瑞典的工联主义和福利纲领仍像英国那样发展，但那些观察家会把瑞典对问题的躲避，解释为一段时期的暂时喘息，在这段时期内，瑞典的实业界尚可从木材、矿物资源和其他正在消失的特殊的国际贸易机会中盈利。
　　困惑之处在于，为什么这些困难——在美国和多数西欧国家——是现在而不是2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以前出现？它们中哪些是新的？哪些已经变化？
　　一个共同的答案是预期的提高：人们认为变化是理所应当的。不止是工人、投资者和经理，而且有妇女、黑人、消费者和年轻人，正在提出从前不曾有过的需求，例如各种“解放”运动。但是，为什么预期会提高？证据并不在于，这些集团缺少权威或以前提出要求的手段。除了美国黑人可能的例外，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面向这些集团敞开的选择自由没有任何大的改变。
　　也许能够提出的新的预期，不过是最终将被指望社会理直气壮承担的民主化平等。黑人要求与白人平等，妇女要求与男人平等；穷人要求的不过是富人享有的那些东西。没有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些需要专门解释的要求中不存在任何奇怪的内容。
　　可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是现在？在释放需求方面发生了什么？答案也许是阶级灌输作用的下降。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阶级和领导人的旧的灌输正在失去影响。虽然旧的灌输多年来已降低了要求的调门，默许、依从和屈服现在正在减少。
　　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考虑一下异化和工作道德下降的问题。它们属于根源不清楚的复杂现象。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即原因之一是阶级和领导人的灌输不再有说服力。工人们不再相信，工业的职业是有回报的、挑战性的，或者无论如何对于有个性的发展都是件好事，像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教导他们相信的那样。
　　或者，想一想对政府和领导人丧失信任的迹象。国家的机构建制是牢固的，国家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
　　这些是灌输给公民的最普遍的信息。可能它们已不再让人相信。
　　另一个可以见到的证据，是几十年来工会参与政治的增长。一个更加重要的证据是参加大学和技术培训机构的人数的增长。从1940年以后的一代人看，完成高中学业的25岁至29岁人的数量从40％猛增到80％；年轻公民中学院毕业生的比例升了3倍。结果是，不仅新的知识精英人数增加（它以某些重要方式使自己有别于其他领导层的阶级归属），而且一个更有能力抵制灌输的新的公众也增加了。阶级的蒌缩，从有关英国的工人阶级对“上司”顺从的可测量的下降的研究报告中得到揭示。
　　如果阶级和领导人灌输的影响事实上正在下降，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会使这一代公民感到惊奇，他们忘记了（若曾经知道的话）为限制“过多的”普选权和民主而在灌输中提出的较早的主张。从传统灌输的下降中也许会出现极端的机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虚无主义态度（权力已转移到公民手中，他们却一方面拒绝接受从前的灌输指导，另一方面又无法很快在政治上到位）。人们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构想某些现有的受称赞的自由的消失。一种潜在的反叛的、怀疑论的、不顺从的公民，也许会造成近年来青年人和其他少数派向法律发出挑战的同样趋势。或者，惊恐不安的公民们可能会镇压持异议者。
　　这个问题是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它出现在霍布斯有关社会的观念中，他把社会描绘成争夺“男人的下属、妻子，孩子和牲口”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一场战争”。紧张冲突的根源依然如故。用现代社会科学不那么具体的语言讲，人们为至少两样有价值的东西而战：资源（它对所有人都是稀缺的），和权威（它无法授给每个人）。
　　在霍布斯看来，解决办法是有一个政治权威，它的镇压足以维持市民社会秩序。“在民主的时代”，解决办法也许事实上是——可能必须是——约束阶级或领导人对大众化决断的控制。不论是哪一个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它经常被断言对民主是必要的）也许是需要的。在灌输作用的衰败中，隐隐呈现着改变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
　　这些严峻的事态可能会被多头政治的政府把特定决策从市场移到政府的稳步趋势所加剧。比如，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取决于政府在税收，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医疗保健、退休金、残疾人和失业补偿以及其他转让性支付的决定。随着这些决定从市场转到政府手里，政治生活中会有更多的争斗，并因而会对无论用什么政治方式保持和平的努力造成一个更大的负担。

　　民主化的不可能吗？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中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较多的民主意味较少的实质。使大众化控制超出受灌输的决断的约束，等于陷入使大众化控制进入分裂和无序的尝试之中。
　　一种可能是，随着灌输的衰败，公民们将陷入分裂的冲突之中。第二种可能是，公民们（他们从未十分坚定地遵循多头政治的规则）在压力下将迅速放弃这些规则；我们有这类证据，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追随者，希特勒的群众狂热，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第三种可能是，精英和领导集团（他们不再靠一个共同的灌输团结在一起）将陷于严重冲突之中，其结局是政变或内战。最后一种可能是，不再被顺从的民众纵容的领导层将不再主动坚持多头政治的进程。不论是这些理由中的哪一个，民主都有可能在它充分生长以前遭到毁灭。
　　尽管我们受到这个命题的烦扰，即民主在现有畸形的多头政治中的形式，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一种，但它对某些人却是一个愉快的命题。它表明，多头政治现有的大致形式是民主抱负的一种可行的妥协。人们可能甚至拿对多头政治的约束同下述约束比较，即用一个不变的个性强加给成年人的选择。他的生活永远充斥着次要的选择（如那些相对不受多头政治的灌输所约束的次要政治选择），但他的重大问题被封死了。他就是他现在的样子。他无法保持他的心智健全，如果需要他考虑开放的生活类型、判断方法、知觉特征等所有基本选择的话。
　　其他人会发现，无论是妥协的建议，还是个性发展的雷同，都不会成为超出一个自鸣得意的理性的东西。他们将分辩道，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虽然每个人都打算坚决贯彻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相互作用却应当——根据对民主的追求——坚持在社会的机构建制和政策方面敞开所有重要的选择。既然人们在学习，那些可以不再学习的人可以继续学习新的一代人，所以民主永远是一个运动而非处在某个均衡点上。
　　当我们思索阶级和领导人灌输的衰败这个可能性时，我们需要告诫自己，那些经常以民主名义预测的东西同样带来可怕的后果，例如，当政府给予个人或公司的特许权的扩大受到争论时，它们表现为许许多多的机会。直到历史的现在时刻，民主尚未产生预测的后果。我们不得不四处环顾，以发现民主减弱的线索。比较长久的历史故事总一再重复对民主的不可能性之预测上的失效。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根据相信灌输作用的减少也许不会威胁多头政治，尽管它把新的冲突引入社会。较少灌输的头脑也许较灵活和较协调。因此虽然有更经常的不一致，但或许在多头政治的程序下可以加以管理。
　　同样真实的是，至少从原则上讲，对社会秩序来说存在一个抉择：一方面是通过镇压，另一方面靠阶级和领导人的灌输。不论是靠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它都是自我约束的发展。人们或许说，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前景。但是再一次，没有什么比下述情况更靠不住，即在从前一段时期中，多头政治立稳了脚根。人们在学习。随着代代相继，社会更得学习。
　　所以，有可能，摆脱了目前使之畸形的灌输观点的民主运动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革命力量，它可以超越任何现有的成就。甚至卡尔·马克思一段时期内也这么相信过。关于宪章运动，他写道：“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这种前景被认真考虑过吗？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某种东西妨碍了民主运动的革命性力量。它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受约束的运动。作为一个解释，我们需要回到前面把阶级的灌输视为对多头政治的一种束缚的讨论中去吗？即使阶级的灌输对于维持一个低水平的多头政治是必要的，但也许它毕竟是一个更充分的民主的主要障碍。
　　我们应小心防止过分夸大在妨碍更充分的民主上的阶级影响。像马克思理解的那样，选举权的扩大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以削弱阶级对民主的约束性作用。我们也知道，从其他根据衡量，阶级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多少已经下降。教育机会的大大扩展造成了一个差别。其他的发展，还有新的社会的建立，它们从封建传统中摆脱出来，例如美国，随着民主运动的扩展，极端的顺从在减少；对言论自由和公民的其他自由的新的正式的法律保障——它们是重要的，既使常常没有得到贯彻——赋予了所有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尽管阶级对大众化控制的扭曲很严重，它并不必然足以解释民主的仅仅是极缓慢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溯源到公司。有可能，公司的崛起抵消了（或者不止是抵消了）作为灌输工具的阶级的衰败。公司成为灌输的强有力手段，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论证。公司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伴随着阶级地位的下降，这也是足够清晰的。
　　它作为一个新生的更高的阶级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以及绝对压倒旁人的声音，这同样毋庸置疑。在许多方面，大公司的执行人是从前土地贵族的当代体现，他的声音靠大众通讯媒介技术而放大了。据估计，电视上公司的声音在一个晚上能够波及的人数，比以往几个世纪靠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全世界的所有集会讲坛上所能传达到的人数还多。就实行更充分的民主而言，私有公司的自主性也许是比阶级更严重的制度障碍。
　　民主思想的一个费解的特征是，它在一个公开声称的民主下没有勇气正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的公司。我们已经看到，庞大的、资源雄厚的大公司调度的资源比多数政府所能指挥的资源还多。即使这些需求同公民们通过多头政治的控制表述的需求格格不入，但在一个广泛的领域内，它们还能够坚持要政府满足它们的需求。不仅如此，它们没有放弃充当公民的党派角色的资格——因为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人。它们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否决权力。它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拥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权势，我们已经看到。私人大公司正在奇异地使自己适合了民主的理论和视觉。然而实际上，它是不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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