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向太阳飞去

               曾志阿姨和她的孩子们

有一天，曾志阿姨家从井冈山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姓石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他们大包、小包的带来了不少的井冈山的土特产。小女孩叫曾阿姨是奶奶，那个男子叫曾阿姨是妈妈，亮亮叫他是哥哥。我顿时感到诧疑。我知道陶铸伯伯和曾阿姨只有亮亮一个女儿，怎么会冒出了一个叫她妈妈的人？曾阿姨看出了我的疑惑，从书桌里拿出了一本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女革命家丛书——曾志的故事》，她签了名送给我。我一口气读完了它，一步步地走进了她那跌沓起伏、光辉灿烂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

曾志阿姨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在湖南宜章。为了想当中国的现代花木兰，1926年，她十五岁就毅然报考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养干部的场所。招收的学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共有120名，其中有20名女生。她是年纪最小的学生。她成为一位过着军事生活的女兵，她的人生道路从这里发生了急转弯。同年她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导主任夏明震代表党委讲了话。他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开始了新的生命——比肉身更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她永远地、深深地记住了这些话。

在曾志同志革命的初期启蒙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夏明震出身于书香门第。兄妹五人都为革命而捐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鼓舞了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诗篇的作者——夏明翰就是夏明震的哥哥。曾志入党时，夏明震代表上级来祝贺；曾志毕业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农协的妇女干事，这样她和夏明震长期的共事，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当时曾志只有十六岁。就在他们新婚不久，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党的特派员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提出了“兼壁清野，焦土政策”的极左口号，错误地认为，这样就能让进攻的敌人，无寸草御寒，无粒米裹腹，不战自垮。这一极左盲动的作法，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反动势力利用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抵触情绪，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叛乱。1928年3月22日，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他的战友被反革命分子残忍地杀害了。曾志忍受着新婚痛失丈夫的巨大悲痛到了井冈山。后来在井冈山曾志与蔡协民结为了夫妻。

蔡协民是朱德的部下、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的党代表。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的会师，郴州第七师正式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8月间，曾志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同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战争的环境那么艰苦，天天要行军打仗，打的又是运动仗，根本无法带着孩子和抚养孩子。正好有位当年王佐部下的石连长的爱人来看曾志。石连长是当地人，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曾志只好将在自己襁褓中呆了26天的儿子，托付给了石连长夫妇，取名石来发，植根井冈山。一直到1952年，石来发24岁时才与亲生的母亲相会。这些年来，他也多次一人或带着儿女上北京与曾阿姨一家团聚，曾阿姨也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她的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后来曾阿姨还关心她的孙女们，一位在北京旅游学校读书，一位在武汉湖北艺术学院读书。她希望我爸爸和王家吉叔叔在武汉，就近能够给孙女一些照顾。

在一天晚上纳凉时，曾阿姨还告诉了我，她另一个儿子的伤心事。她现在还有一个苦命的儿子——蔡春华，生下还没满十三天，就被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婶婶。这位婶婶五十多岁，家境贫寒，膝下无子，收留了这个孩子后又交给了一个奶妈去喂养。这个奶妈自己有个两岁的孩子还在吃奶，因为奶水不够，只好用稀饭馒头来喂养这个可怜的婴儿。这孩子从小营养不良，还患了全身淋巴结核和肾结核。后来做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脏，并进行了髋关节的清创手术。命虽被保住了，但是一条腿却比正常人短了三、四寸成了残废。

 全国解放以后，曾阿姨就托当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同志，为她寻找这个儿子。1950年终于找到了他，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曾阿姨回想起他们母子会面的情景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位无比坚强的女革命家的眼里满含着闪烁欲滴的泪水，但是她很快地强忍着悲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用手比划着他的这个苦命的儿子的个头，告诉我他17岁的个头只有10岁孩子那样高，像一个侏儒。

回到母亲身边后，他才开始上学。由于他的刻苦和努力，后来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在东北长期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后来才调到广东乐昌任工程师。现在也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凭着勤劳和智慧的双手，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他过去的遭遇做出任何的补偿。

曾阿姨从此再不和我谈起她儿子的事。一直到我看完了《曾志的故事》和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后，我才知道曾阿姨还有一个由组织决定卖了100银元作党费用的儿子——铁牛。那是1931年生下的她和蔡协民的儿子。原本，她是要将孩子送回外婆家抚养，外婆将盘缠都给准备好了，只待曾志同志有时间就请假出发。就在这时，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找到了曾志，结结巴巴地向她吐露了真情。因为厦门中心市委急缺经费，听说曾志又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了一位有钱的医生，换得了100块银元给组织应急。这种事在今天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那时候，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外，一切都可以抛弃。曾志听后只说了一句：“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坚决服从。”孩子就被送走了。走后由于孩子太小，小铁牛又接二连三地患了可怕的传染病，养父也没能挽救这个年幼的小生命，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就这样曾志为革命献出了这个儿子。也许这隐痛已经被曾志阿姨深深地埋葬在心底了。她对谁都从不提及这个儿子。我也不敢问起，怕触动她心底深处的伤痛。

  曾阿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小井红军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次她外出开会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从小路偷袭了医院，用机关枪将130多名伤病员，全部枪杀在了附近的稻田里。曾阿姨去世后，嘱咐后人将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小井的一个小山坡上。那里为她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魂归井岗”下面写着“红军女战士曾志”。她的英灵将永远和她的战友们在一起，永远游荡在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

        1941年在延安，曾志三十岁时才为陶铸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亮亮。亮亮如一缕清清的溪水淡泊、平静、儒雅、大方。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她的父亲陶铸热烈得有如燃烧的火，她的母亲曾志则刚劲、文静如冰。他们两的相遇结合和当时特殊的环境，必然造就出了如水一般清纯，温婉的女儿。